从“吴市场”到“吴法治”（3）

作者：马国川

发布日期：2008-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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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市场”的由来

经济观察报：1989年的政治风波，让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再起。

吴敬琏：其实在政治风波之前，争论就浮出水面了。198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进行价格、工资改革“闯关”，触发了全面抢购的风潮。9月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改革，转入“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一向反对改革的人们认为找到了把柄，重新挑起计划和市场的争论。1989年6月的政治风波之后，对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进一步 “上纲”为“姓‘社’姓‘资’”的问题。1989年1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接到通知说，邓力群受党中央委托，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七十天的经验教训。我作为发展研究中心代表孙尚清的助手参加了部分会议的讨论。1989年11月7日上午，在中南海中区西楼大厅举行经济分组的第一次会议。这个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论。

经济观察报：主要是谁和谁的争论？争论什么问题？

吴敬琏：主要是我和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许毅之间的争论。我和许毅所长是1950年代的老相识了。他是我的学长。我们对经济生活中的负面现象，像通货膨胀、贪污腐败、“诸侯经济”等的抨击也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但是一讲到这些问题的来由，我和他就有很大的分歧。许毅第一个发言，他在列举社会上存在的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横行等负面现象以后，把它们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改革的方向出了毛病。他说：本来应该是“计划取向”（加强和完善国家计划）的，却搞了个“市场取向”，导致种种问题的发生。我紧接着许毅发言，表示完全不能同意他把这些负面现象归因于市场取向改革。我说，事实恰恰相反，问题正出在没有坚持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发展战略上，继续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增长；在改革的问题上，不是扩大市场的作用，而是 “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这些做法早在 “大跃进”时代就搞过，继续这样搞，只能造成种种恶果：一是行政性分权，造成市场割据、“诸侯经济”；二是形成“权力搅买卖”、寻租腐败的广大基础；三是软化预算约束，酿成财政亏空、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许毅讲了一个半小时，我也讲了一个半小时。

经济观察报：许毅的这种观点，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被摈弃。不过到今天，又有一些人以这种观点反对市场改革。

吴敬琏：如果套用鲁迅的一句话说，就是：“改革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

1990年3月到6月，我去英国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作访问研究，然后经西德、东德、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回国。一路走来，越走心情越黯淡。在柏林停留时，“柏林墙”已经被推倒，东西德之间实现了货币统一，坐地铁在东西柏林之间穿行，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不同的体制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后，在同一城市的两个部分之间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差距。莫斯科的情况比柏林和布拉格更糟糕，高级涉外酒店中的饭菜贫乏得可怜，壮丽的国家图书馆大门上绷着一根拉簧，完全成了一个破落户。当时我想到，自己国家的前景也未可乐观，因为有些人正力图利用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把中国拉回到旧轨道上去。改革面临着倒退回去的危险，国家的发展前途未卜。不过我在忧心忡忡的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捍卫市场取向改革的决心。

回到北京不久，不同观点在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经济问题座谈会上再次发生交锋。

经济观察报：从历史资料中我们了解到，这次会议是由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也在座。出席座谈会的经济学家除了你，还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桂世镛、吴树青、有林、袁木、许毅等，一共有十多人。

吴敬琏：第一个发言的还是许毅，他的发言和去年的基调一样，说改革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本来应该是计划取向的，但是搞了市场取向，所以造成了许多问题。我又是第二个发言，我说，你说的那些负面现象都是存在的，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取向错误，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许多改革没有到位。“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坚持十二届三中全会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而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当时就有人接过我的话头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我提醒他，陈云1981年谈计划与市场关系和邓小平1989年接见戒严部队时，讲的都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然他们都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这样讲就大逆不道了？也有人几次制止我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中央已经确定了的提法，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只能讨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之间怎么结合，不能讨论我们的经济的性质是计划经济还是别的什么经济的问题。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我还是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

经济观察报：针锋相对，争论很激烈。

吴敬琏：很激烈，争得面红耳赤。主张“计划取向”的几位经济学家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辅助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说，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是由于前些年颠倒了这种关系，采取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错误路线的结果。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而剩下薛暮桥、刘国光和我三个人主张保持十二届三中全会 “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继续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

经济观察报：看来在座谈会上，你们这些主张“市场取向”改革者是“少数派”。

吴敬琏：是少数派，但是我们据理力争。特别是八十六岁高龄的薛暮桥。因为情绪太激动，连话也说不清楚了。因为觉得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充分表达出来，事后，薛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长信，陈述自己的意见。他在信里写道，“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推进建立奠基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综合改革，才能克服困难，走向繁荣”。

经济观察报：就是在这次会议以后，传出了“吴市场”的说法。

吴敬琏：是的，座谈会后几天，就传出了这样的传言，说是一位参加7月5日会议的中央领导在我的一篇文章上批示：“市场就那么灵吗？”在国家信息中心担任总经济师的老友乌家培听说我受到了批评，打来电话询问此事。他还告诉我，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有计划（指有林）”、“吴市场（指吴敬琏）”、“杨承包（指杨培新）”。

经济观察报：联系当时的政治气候，显然“吴市场”深含“不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贬义。

吴敬琏：是这样。当时在所谓主流媒体上，计划派占了优势，但是我坚持市场化改革的信念没有动摇。后来，我把这两次会议上的讲话整理成一篇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编辑室主任韩志国的支持下，得以在《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上发表。韩志国在中国经济改革事业处于低潮时，为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而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后来我和他在股市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但对于往日的友情，始终念念不忘。

经济观察报：那几年“左”风盛行，改革陷入了停滞的局面，你的信心是不是有点动摇？

吴敬琏：刚才谈到，1990年6月我从欧洲经苏联回国，一路所见很使我郁闷。可是回国以后，9月我到江苏参加全国企业家座谈会，接着还访问了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心情大变。在北京所见所闻是国有经济“启而不动”，一片萧条。而在沿海所见到的情况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压力乃至打压下生机勃勃，企业家的改革呼声十分强烈。我越看对市场化改革的信心越强，郁闷心情一扫而光。我感到，向市场经济转轨已经没有回头的可能，重新肯定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我在10月19日的 “联办座谈会”上，号召经济学界同仁竭尽自己的努力推进改革，我在作主题发言时指出：北京的气温较低，别的地方却热气腾腾；凡是大胆改革的地方，经济就蒸蒸日上——这表明改革的趋势不可逆转。

经济观察报：1991年春天发生了“皇甫平事件”，围绕着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皇甫平四篇系列评论文章发生了激烈争论。

吴敬琏：争论的焦点，仍然是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还是谬误的问题。1990年12月24日，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对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谈话中提出，推进改革开放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邓小平还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1991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在和上海市的领导人朱基等谈话时，又重申了这些意见。上海的理论工作者周瑞金等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写成四篇文章，用“皇甫平”的笔名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反改革的力量由名叫《当代思潮》的刊物带头，抓住皇甫平文章中“不要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这句话，动员了几乎所有主流媒体对皇甫平进行围剿。当然，另一方也不示弱，他们据理力争，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与此同时，一些支持改革的领导人像杨尚昆、田纪云也纷纷发表谈话，批驳开倒车的言行，力主推进改革开放。当年10月到12月，江泽民总书记召开中央各部门研究人员的座谈会，一共开了十一次，提出三个问题进行讨论：一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状，二是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三是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会的经济学家无一例外地主张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这已经是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发动改革开放新攻势的前夕了。

经济观察报：你也在为市场经济改革据理力争。

吴敬琏：是的。让我感动的是，就在改革大争论如火如荼之际，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我的学生刘吉瑞1988年合作的书稿《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这本书指出：“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基本建立，将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和腾飞，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体制条件，从而有可能比较快地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实现好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理想。”当时的出版社在严格的意识形态管束之下，对市场经济的字眼心存顾虑。为了出版这本书，中国财经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副总编、责任编辑共同为这本书的出版签字画押，还请薛暮桥同志写序作为一种 “背书”。薛暮桥在《序言》里说：“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就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是毫无疑义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所探索的，正是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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