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直截了当地表达我的观点（2）

作者：马国川

发布日期：200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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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你的双轨制改革思路只是一种逻辑推理，还是从现实中得到的启发？

张维迎：逻辑当然是非常主要的，如果对价格理论没有深刻正确的理解，不可能提出这个思路。但是我的具体思路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农村改革的启发。事实上，我文章的第一节讲的就是农村改革的经验在于“放”而不在于 “包”，定稿后第一节的标题就是“机制的改革与改革的机制——农村改革的启示”。7月份《经济日报》发了一个征文启示，要举行首届全国中青年改革理论研讨会，我就投去这篇稿子，稿子还是油印的。这次会议共收到1300多篇论文，有124人入选为正式代表。会后知道，开始时我的论文落选了，后来文章不够，又在落选稿中挑选，结果被看中。后来我才知道，复审意见是《经济日报》记者石小敏写的：“此文很好！”

经济观察报：这时你还是西北大学的研究生。

张维迎：我们陕西去了五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首届全国中青年改革理论研讨会在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上举行，所以又称“莫干山会议”。这个讨论会并没有采取报告论文的形式，而是以城市经济改革及其相关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分七个专题小组展开讨论。会议中的很多人血气方刚，思想活跃，大家畅所欲言。我们不看电影，不游山玩水，激烈的讨论经常延续到深夜。我在第一组，根据我的记忆，这个组一开始好像并不叫“价格组”，而叫“宏观经济组”什么的，可能是因为这个组最有影响的议题是价格改革，大家就叫它“价格组”。当时国务院价格中心正在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合理的价格体系，中心主任田源可能是第一个发言的，他讲了如何调整价格的思路。我当然不能同意他的观点，迫不及待地发言批评了田源的观点。我说，“调”不能解决价格不合理的根本问题，合理的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而不可能是政府制定，我还讲了如何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的思路。我的发言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之前没有人从放开市场的角度考虑价格改革问题。

经济观察报：破天荒提出市场价格的目标模式，在当时的情况下，的确有些匪夷所思。

张维迎：所以除了田源本人，还有几个发言者挑战我。我基本上是单枪匹马轮番应战。我一直对自己的逻辑思维很自信，也喜欢用一些浅显的比喻。随着讨论的进行，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我说服，至少觉得我讲的有道理，我发言时点头的人越来越多，掌声也越来越多。我越讲越兴奋，后来也有人帮助我向大家解释我的观点，因为我普通话讲的不好，有些人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莫干山上形成了两派，田源是“调派”的代表，你是“放派”的代表，也是少数派。

张维迎：我现在确实想不出还有谁是“放派”了。无论“调派”还是“放派”，在具体做法上都包含有“调放结合”的思路。两派之间的真正分歧是：第一，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不同，田源的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计划价格体制，我的目标模式是市场价格体制。第二，价格改革的主导方法不同，田源强调“以调为主”，根据计算出的“生产价格”调出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而我强调“以放为主”，逐步放出一个合理的价格体制，也就是市场价格。第二个不同是由第一个不同决定的，因为如果你的目标模式仍然是计划价格体制，调整价格就必须是主要的手段，大部分产品是不可能放的，放了还能有计划价格体制吗？而如果你的目标模式是市场价格体制，以调为主就是不可行的，调是不可能调出市场价格的。

经济观察报：所谓的“放”，就是“双轨制”的思路吧。

张维迎：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我之前，没有人从“放”的角度考虑价格改革。在我看来，“放”是双轨制的核心，无论我提出的改革思路还是后来的改革实践，都是这样的。不明白这一点，就说明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双轨制改革。不“放”，市场这一轨从何而来？双轨制从何谈起？如果价格是政府决定的，不论同一个产品有多少种价格，也不能叫“双轨制”。双轨制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方式，双轨制的具体办法就是“有计划地放活价格管制，逐步形成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的价格体系”。有些人没有读我的文章，或者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把“放”与“双轨制”说成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还有些人望文生义，说我主张“休克疗法”，一步到位。但任何人只要读读我的文章，或者真正认真听了我在会上的发言，就会明白，我所讲的“放”是逐步的“放”，通过“双轨制”有计划的“放”。

会议之前，我的文章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版本。会议期间，我和北京来的徐景安、内蒙古来的郭凡生住在一个房间。郭凡生是内蒙古自治区政策研究室办公室负责人，他听了我的观点很兴奋，会后他利用自己的权力为我铅印了300份，并把主要内容以《论价格改革》为题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上。徐景安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总体规划组处长，也是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他这个人能够很快认识新东西，会议期间有天晚上他告诉我，第二天下午去杭州向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要我一起去参加。但是第二天清晨他又通知我不去了，理由是我说话太直接、太较真，担心万一首长听了不舒服，就把事情弄坏了。

经济观察报：莫干山会议结束后，你就回北京了吗？

张维迎：没有直接回去。因为会后要讨论和写作会议报告，有几位与会者留在杭州，我也在其中。最后形成七份报告，其中关于价格改革的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我在报告起草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讲自己的看法，参与讨论。报告是徐景安执笔起草的。他这个人综合能力很强，而且因为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非常清楚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关注什么、如何向他们献策。报告没有提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究竟应该是什么，是故意回避目标模式的争论，担心把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到意识形态的分歧上去。报告只是归纳了两种价格改革思路：第一种，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第二种，调放结合，先放后调。这两种改革思路是徐景安自己的概括，或者说是他自己理解的两种思路。两种思路中都有双轨制的味道，但又都不完全像双轨制。不久，张劲夫就在报告上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20天后，国务院负责人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由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1985年初政府正式把“双轨制”作为价格改革的官方政策，双轨制随后大面积推开，包括外汇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房改、社会保险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双轨制思路基本上变成了改革的主导思路，问题就是速度多快的问题了。

经济观察报：但是近年来，在谁第一个提出双轨制改革思路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争论。

张维迎：这个问题不复杂，也不重要。说不复杂，是因为有文献可查。我的文章完成日期是 “1984年4月21日”，比莫干山会议早四个半月，这在当年6月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建议》上标注的很清楚，所以我没有必要介入争论。我非常庆幸，茅于轼教授保留了这个文献，自我认识他，他就从来没有搬过家。说不重要，是因为尽管我的文章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的改革思路，但是实际上双轨制已经随着1980年代初经济结构调整和地方分权而自发产生了。即使没有我，也会有其他人提出来。我的贡献在于：第一，明确把市场价格制度作为价格改革的目标；第二，把现实中自发产生的双轨制现象从理论上提升为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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