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业时代的“需求锁闭”(3)

14:07

2010-02-08

孙立平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一业兴旺百业衰”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有它的必然性的，但是在中国也有其特殊的原因：我们原来是一个无产的社会，现在开始向有产转变，这个产就是不动产。同时，我们目前又是生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人们只觉得房子是看得见、摸得着，能给自己提供一点安全感的物质。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加之传统的置房置地观念的影响，就使得房子成了人们生活中最核心的东西。我在网上看过一段话，是一个老太太说的，她告诉儿子，战争年代国家是枪本位，老百姓是金本位；在和平年代国家是金本位，老百姓是房本位。在这样一个时期，人们将可以支配的钱主要用在购房上，而紧缩其他的消费和需求，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这就是我在这里要提出的 “需求锁闭”这个概念的基本背景。现在社会上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呼声很高，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写了很多文章。这无疑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此直接。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即使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了，更大的可能是把多得到的钱用到买房子上。也就是说，要真正解决内需的问题，除了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之外，还要创造条件使增加的收入能够用到消费上，特别是住房以外的消费上，彻底解决“一业兴旺百业衰”的问题。

营造确定性和安全感

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的内需问题，应该可以判断得更为准确一些。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个阶段我们应当怎么度过？出路在什么地方？

我的回答是，可以肯定，想越过这样一个时期是不可能的。应当说，目前中国社会中的房地产热是一种很不正常但又有其根据的现象。我们只能适应这个时期采取措施，降低其消极影响，并尽快度过这个时期。

这个时期最关键的问题是确定性的问题。应当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极端不确定性的时代。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是我们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个因素对于人们的经济社会行为有着莫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能够给人们提供较为稳定的预期？

首先，高度不稳定的用工制度和劳资关系，使得人们对职业具有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这包括那些现在收入状况比较好的金领和白领。因为现代社会知识和技术的更新和淘汰是非常快的。

第二，对社会保障没有一种确定的预期，哪怕是目前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将来社会会不会给你养老，会不会给你治病？特别是由于现代人寿命的延长，养老所需的费用大大增加。你不知道有多少积蓄才能够养老。有一次，我问一个大跨国公司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当时她年龄50不到。我说：“假如你现在失业了，也不继续就业，但有一千万的存款，你心里有没有安全感？”她说没有。当然，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一千万也许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但对于一个高级白领来说，要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远不是一笔哪怕数量大一点的存款能解决的。

第三，对货币本身缺少信心。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以年通胀率5%计算，今天的100万元10年后实际价值将变成61.39万元，30年后100万元就变成了23.14万元，损失了77%。当然这没有计算利息等因素。所以说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社会中。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加点工资就会用于消费吗？不可能。所以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建立一个具有确定性的经济社会环境，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只有正常的生活，才有正常的消费。

那么，要造就这样一种环境，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尤其是在政策的层面？

其实，站在常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中国需要一个尘埃落定的过程。我们是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很多重要的变化交织在一起：这30年，我们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无产社会到有产社会，从柴米油盐时代到房子汽车时代，我们似乎是在同一个时间里经历了这些变迁的过程。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就是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考虑着自己的生活和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充满了恐惧感。只有当什么时候经济社会环境变得确定了，人们才能正常地生活。因此，我们要促进这样一个确定性环境的到来。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现在讲得较多的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我认为有如下几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要促进大规模财富形成过程的结束，保护财产的确定性。前一段媒体上提供的一个数字是，中国住房总价已经超过90万亿元，现在可能已超过100万亿元。90万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呢？是2008年中国居民总收入（12.98万亿元）的7.01倍（当然，在这一笔财富中是包含着按揭）。其中的按揭有多少？在目前我国个人消费贷款中，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大约占90%。到2009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个人消费贷款余额4.4万亿元，如果按90%计算，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大约有4万亿元。也就是说，在这100万亿元的不动产中，绝大部分是纯粹的个人财富，这是一个相当不小的数字。

在房地产政策上，我们过去注意的多是房子的居住功能，而没有对房地产的财富形成功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应当通过具体的制度和政策，让人们对这笔财产有信心，并通过对财产的信心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但我们看到，一些政策取向却似乎是在加强财产的不确定性。

第二，要建立财富形成的多种渠道，改变以房地产为唯一载体的财富形成过程。如前所述，目前中国的财富形成过程主要是以房地产为载体的，这种载体是很单一的，这是一种有些畸形的财富形成过程。因此，有必要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渠道。

有人会说，不是有股市，有基金，有债券，还可以投资黄金吗？不错。但我们也知道，现在中国的投资渠道，能够和房地产并驾齐驱的也只有股市。而中国的股市却很难成为老百姓投资的场所。首先，目前中国股市的首要功能是圈钱，而且是没有分红、没有回报的圈钱；其次，这个市场非常不规范，股市中的运作得靠权力，买卖股票要靠消息。这些年来，一般的散户是鲜有从股市中挣到钱的。你可以说现在房地产也有泡沫，也有不规范的地方。但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这是他们唯一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自己可以把握的东西。因此，现在需要做的，不是像一些人主张的那样，在其他规范的投资市场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消除房地产的投资功能，而是健全其他规范化的投资市场，改变由房地产充当唯一投资品的状况。

第三，约束政府从社会中抽取资源的行为。按照一般的估计，现在政府每年拿到的收入，相当于GDP的30%左右。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实际税负位居世界第二。但问题是，这些收入用到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部分相当有限。政府直接投资和养活行政机构，占据了行政开支的大部分。

现在我们要搞社会保障，可以预期，今后的若干年当中，税费的负担会进一步加重，税费负担的加重可能会成为社会矛盾新的焦点。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现象，所有的调控最后都是落实到税费的增加上。汽车多了，要用税费来调控；房价高了，要用税费来调控；贫富差距扩大了，要用税费来调控；低碳了，要用税费来调控……最后的结果都是政府收入的增加，而反过来却是居民收入的相对减少。在今年一些地方的两会上，各种加税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正如有的评论者指出的，不知道为什么人民的代表却在那里亢奋地喊增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应当是减税，而不是加税，尤其是目前社会上议论纷纷的物业税，一定要慎之又慎。其实，现在人们所说的多套房，是人们在不确定时代寻求确定性的一种努力，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老人或即将步入老年的人们用养老钱购置的。再过若干年时间，中国城市中“四二一”家庭开始普遍化，2个年轻人要抚养4个老人。如果我们再把老人用多年积蓄购置的房子再征收一遍物业税，我认为，这不但会强化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且将造成极大的社会恐慌。

第四，就经济本身来说，要适应并逐步扭转“一业兴旺百业衰”的格局。目前我国的房地产业占GDP的7%左右，占投资的1/4。7%左右的比重似乎并不大，但房地产业的关联度很高，带动力强，直接相关的产业多达60个，建筑、钢材、建材、家电、家具等行业的发展与房地产有着密切关系。如果考虑到间接的带动，涉及的行业就更多。在以房地产为主要甚至是唯一载体的财富形成时代，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具有某种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要完全扭转这种情形是不可能的。政策需要考虑的，一是如何利用兴旺的 “一业”带动其他的产业，二是如何尽早促进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向正常的产业结构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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