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用镜头记录历史(1)

15:18

2010-03-08

刘彤

经济观察报记者刘彤

采访手记：

刘香成位于北京景山西街的四合院大名鼎鼎，它的位置、它的精致、它的艺术收藏、它的往来无白丁为人们津津乐道。这算一种奖赏吗？如果算是，是奖给刘香成的记者生涯？还是他改投为媒体集团管理者的业绩？如果不是奖赏，他何以有如此绚丽的名流生活？难道因为他一直是个幸运儿？如果在摄影记者生涯中他一直是个幸运儿，这幸运又来自何方？按门铃，入院，过翠花门，进厢房，烧水沏茶，采访。他话多，经历又复杂，但他总能记得你问什么，把话说回来。他有些冷冷的，很多人说他冷，但到最后，他还是能热起来。

刘香成1951年生于香港。父亲刘季伯出生于湖南的贫穷家庭，是典型的“知识改变命运”者，凭借个人奋斗，读书、从军，直至成为被蒋介石派到福建的湖南帮，负责田粮处，还在国民党的党校做过负责人。刘香成的母家是当地望族，办了很多学堂，而母亲的陪嫁是一个四合院，邻居中有后来成为台湾“总统”的严家淦。父亲为官清廉，因此受人嫉恨。大陆解放时，父亲受共产党影响，没有随国民党去台湾，而是到了香港，在《新岛日报》写社论。他把国家的解放比喻成春天的到来，人家觉得他太左，就把他赶出去了。后来刘季伯成为《大公报》的国际新闻编辑，并安排3岁的刘香成随母亲回到福建接受教育。香港当时是渔村，教育条件显然远逊妻子的世家条件。回到大陆，在重视教育的家庭中，成了自然的选择。

在福州的小学校里，刘香成和同学们一起积极地除四害、捡石头。孩子天生好胜，他想戴上红领巾。他所在的学校有很多军队子弟，他是华侨身份，跟福建前线将士子弟比起来，很不一样。内地情况日渐混乱，大跃进了，“自然灾害”了，闹饥荒了，一条咸鱼煮一大锅汤全家人吃。刘香成还好，父亲有侨汇券寄来，没有普通市民那么“饿”。但显然，内地不宜久留。1961年，10岁的刘香成又被父亲接到香港。走之前，他终于戴上了红领巾。

即便在童年时代就回到香港，他也不喜欢那里，至今不喜欢。但在香港，他接触到父亲身边一大批优秀编辑记者，并在帮父亲编译国际新闻的实践中，进行了最初的职业训练。《大公报》是左派报纸，言论较贴近内地口径，所以尽管已经离开大陆，刘香成关于中国的早年记忆，跟大多数中国人非常类似，武斗啊、忠字舞啊，他都不陌生。

但毕竟已经迈步出去。1970年，刘香成到美国学习国际关系。他是个开放的人，很快融入当地人的圈子，他对中国的观察起了很大的变化。他曾经学过油画，在大学对摄影非常感兴趣，跟随著名摄影师GjonMili学习了9个月，GjonMili给他看过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在中国拍的许多照片，刘香成对这些照片自然尤其感兴趣。这段实习教给刘香成最重要的就是：“思想决定了你怎么拍。”毕业后，刘香成被推荐给时代华纳集团，他同时给《时代》和美联社供稿。

当时只有20多岁的刘香成满世界采访。1976年，在巴黎，看见满街报摊上都是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他意识到毛去世，立即来到中国，想采访追悼会。但因为手续麻烦，只好放弃北上拍摄宏大场面的计划，拍起了广州市民的普通生活，珠江边，人们戴着黑纱打太极拳、读报，水里不再漂浮着武斗者的尸体，这与他上次1969年回来看到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中国局势趋于和缓。随着毛泽东的离去，中国进入新时代，刘香成开始记录这个时代。1978年，他成为《时代》在中国的第一位摄影记者，坐着火车到处游历。西方记者在那时很受优待，受到的限制比人们想象得少。物价又低，他买火车票都是买两套，一套座票，好与乘客们聊天，一套卧铺，晚上好睡觉。这些都促成《毛之后的中国》这本96张照片的作品集的出版，并成为后来《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中的重要内容。《毛之后的中国》这本书收集了他从1976年至1981年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人们聚集在西单民主墙前阅读大字报、拄双拐的艺术家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要求艺术自由、大学生围着巨大的毛主席塑像学习轮滑、人们围坐在电视前收看审判“四人帮”、末代皇帝的弟弟坐在紫禁城广场上、而年轻人则坐在天安门广场上借着路灯光学习文化、云南边境的小伙子穿着军便服戴着走私的墨镜，镜片反射出刘香成举着相机在拍他们……中国的大门刚刚向世界打开，与世界互相充满好奇，中国惊讶世界是那样神奇，而世界也难以相信中国会有奇迹。刘香成和外国记者到深圳，站在烂泥田里听中国官员说：这里是特区，会有这个会有那个，外国记者根本不相信，但奇迹的确在中国发生。这些照片成了刘香成事业的第一个高峰。

虽然《时代》很满意他在北京的工作，但刘香成怕人们很自然地把这段时间的成就归结于他的中国背景，他急于证明自己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得很好。中国任期结束后，他回到美国，在洛杉矶海边开着跑车，玩似的拍点照片交差：奥运会、里根竞选、好莱坞派对、和安妮·莱博维茨这样的明星摄影师打交道。这种工作更多像一种奖赏而不是新闻事业。他想去印度，同事们都很吃惊：为什么要去那种鬼地方？“但我身上有湖南人那股劲儿”，挺浑不吝的。印度的经历给他的职业生涯很好的磨练。他在阿富汗，苏联军队驻扎，之后就是内战，到处都有直指他脑袋的武器和坦克。当时的卫星电话有50公斤重，是一个打开的伞，还要放到屋顶上才能把图片发出去，他是小个子，背着设备就上去了。没电，就去市场里租发电机，向苏联士兵买柴油。就这样发稿。别的记者惜力气，传不出稿就传不出，最后还得求他帮忙。他在印度的工作完成得很好，这下没有人说他有当地背景，他释然了。

“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说完，不知是出于愤怒还是惋惜，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讲稿平稳地放回桌上，而是猛地一扔。
第二天，全世界大报的头版头条，用的都是刘香成拍摄的这张照片———“戈尔巴乔夫扔稿子”，一个时代结束了。

又从印度到韩国，韩国学运高涨，警察到处扔催泪瓦斯，他是近视眼，要先戴眼镜再戴防毒面具才能出门拍照。再到莫斯科。1989年夏天，他在北京饭店拍到天安门广场的全景。1991年，他在莫斯科任首席记者。冷战进入最后阶段，全社的资深记者都聚集在莫斯科。他不是白人，别人不服他管。12月25日晚，戈尔巴乔夫发表辞职讲话，刘香成跟着CNN董事长混入克里姆林宫，通过关卡时克格勃警告他们绝对不许拍照。戈尔巴乔夫演讲结束，他没有把讲稿放回桌上，而是猛地一扔。刘香成按下了快门：“那样的时刻怎能不拍！得罪人就得罪人吧！”连塔斯社都没有的镜头让他拍到了，克格勃从背后给了他重重一拳。他跑出克里姆林宫时，几百人对着他高喊：f*ckyou!人们知道他拍到了独家照片。第二天，全世界大报头版头条用的都是这张照片。之后，他由驻苏联一国的首席记者变成驻15国的首席记者，苏联解体，他和15个独联体国家建立了联系。他带领曾经不服他的团队获得普利策奖。他成为第一个获得此奖项的华人。

之后的刘香成，逐渐从一名记者变成媒体管理者。他做过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中国的首席代表，也和本土媒体集团有过很深的合作，他的生活相对固定在北京，由记录者变成被别人记录。他办过《中》月刊，用他的方式介绍中国。他成为高尚生活方式的践行者。他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传播者。他是名流。他基本上不拍了。但2008年，他花4年时间编辑的《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出版。这不是刘香成一个人的作品集，而是88位摄影记者从1949年直到今天对中国的记录。但之前的确没有人做过他这样的图片梳理和展示。这本书在西方出版，还没有西方人如此直观地通过图片了解中国1949年来的历程。而且，在中国稔熟这段历史的人也越来越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游泳的邓小平、江青和张玉凤的合影、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大山深处基督徒的葬礼、LV巨幅广告下的民工、艺术家在田间的行为艺术、新生资产阶级的豪宅、西藏的朝圣人群、汶川地震废墟下的待救者……这本摄影集，仅仅跨了半个世纪，却像穿越了几百年，因为这是中国。

刘香成最新的工作是3月底出版《上海——一座城市的肖像》。选择上海，是因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在上海基本上付诸实践了。他借编这本书，来解读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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