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浩宇/文 刚过去的2010年，中国经济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房地产调控成效不大、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凸显、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转变发展方式成效不彰，各种矛盾交织，宏观调控面临两难局面。因经济问题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问题频发，贫富差距继续扩大……

“不能把这些问题割裂来谈，”在接受采访时，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终身教职）许成钢说，“这些问题都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在更宏大的视野里，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30年来中国改革做了什么事情，中国的体制发生了哪些变化。”

出生于1950年的许成钢是当代中国优秀的经济学家。16岁时他到黑龙江省上山下乡，在北大荒的农场里，关注中国命运的许成钢写出 《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此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被关押审讯批斗。“文革”之后，许成钢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成为该校惟一没有本科学历的研究生。1980年代，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师从雅诺什·科尔奈和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成长为一位对转轨经济有深刻研究的经济学家。他关于中国改革的许多研究成果已成为转轨经济学的重要文献。

许成钢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就在于当人们还没有认真搞清楚体制之前，就简单地贴了标签，然后粗暴地用意识形态去吵架，开出的药方都无济于事。”

他主张，中国应该继续进行改革，努力解决中国的贫富差别问题，“关键是把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归还给农民，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访谈

住房制度改革中的失误

问：你或许注意到，2010年以来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房地产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通货膨胀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还包括停工潮在内的社会不稳定问题等。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答：我认为不能把这些问题割裂来谈，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在更宏大的视野里，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30年来中国改革做了什么事情，中国的体制发生了哪些变化。

问：那么在你看来，中国的体制发生了哪些变化？

答：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兴起。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就建议，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房地产，具体措施是大规模建设廉租房。因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房地产业不可避免地成为经济的基本支柱之一。

今天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只相当于美国1910—1920年代。美国经济大发展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从修建运河网络到修筑铁路、公路，再到房地产，建筑业作为美国国民生产的支柱产业之一，持续了100多年，一直到1970年代。这是大国不可避免的发展道路。

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推进住房的市场化改革。遗憾的是，在房地产市场迅速发育的同时，也埋下了巨大的问题。

问：你所说的问题是什么？

答：就是一方面片面地强调依赖市场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又限制土地供给，依赖卖土地为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以及许多其他政策干预市场造成市场严重失衡。

首先，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通过房地产市场为全民提供住房，英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撒切尔政府之前，工党政府建了大批廉租房，以低价租给低收入民众。廉租房不是市场上交易的商品，所有权属于政府，能够保证低收入者有一个居住的地方。撒切尔夫人上台后，片面鼓吹市场，廉租房大规模地私有化，住房成为投资的对象，价格上涨，低收入者就租不起房子了。

住房不是纯粹的消费品，它同时也是投资品。中国在进行住房制度改革的时候，对房地产的性质没有认识清楚。房地产本身具有双重性，既是消费品又是投资品。当把两者混为一谈的时候，一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既要强调住房的商品化，又要强调每个人要居有所屋，怎么可能呢？低收入群体是不可能买得起房子的。

当房地产市场上升时，实际上是经济向好的表现。如果要打压，不是要毁坏经济吗？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是市场解决不了的，必须依靠非市场的力量才行。

中国不是市场的东西多了，但是偏偏在住房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让市场解决一切，这是不可能的。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在许多方面会产生问题，这在经济学里面不是秘密。但是在国内改革的过程中，许多的争论太过于意识形态，要么就支持市场，要么就反对市场，影响了人们对市场的全面认识。对房地产市场的认识就是如此。

房地产的主体应该是市场，但是仅有市场一定不能解决好全社会的住房问题。所以，在市场之外，政府一定要担负起责任来。

问：当初在进行住房改革时，也强调了政府责任，比如地方政府就建设了一批经济适用房，你怎么评价这些措施？

答：建设经济适用房是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住房有双重性，是投资的工具又是消费的工具。对于没有能力投资的低收入群体来说，解决住房的办法是用低价格租给他们，而产权掌握在政府手里。由于产权是掌握在政府手里的，未来财产增值也在政府手里，所以政府不必收取很高的房租。

经济适用房用一个低于市场的价格把产权转移出去了，这等于政府补贴那些获得经济适用房的人，也等于政府贴钱让他们投资。这就既违反了市场的原则，也违反了基本道德。为什么纳税人要补贴某一些人，让他们获得一个投资品呢？

在这个过程中，腐败是一定有的，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占便宜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肯定有人在有意捣乱，但是也有很多人真的是不懂，在对市场的认识上发生了偏差，在住房制度改革上片面强调了市场，政府没有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廉租房，没有给予必须的基本保障。

事与愿违的土地供给政策

问：片面强调市场确实造成了诸多问题，许多城市房地产价格飙升到现在的高位，是否也和此有关？

答：现在讨论深度影响我国房地产发展的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土地所有制、土地财政及土地供给政策。房地产价格飙升的根本原因是土地供给。

当土地的供给足够充裕的时候，投资行为赚不到钱，谁去投机？人们之所以去投机，是因为土地供给不充足。土地供给不充足的最终根源是土地所有制：地方政府垄断地方城乡土地交易，农民，无论私人还是集体，都无权售卖土地。

在住房制度改革启动的同时，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行政机构——国土资源部，这个部门是干什么的？它每天就是讲一个事儿“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

问：有关部门反复讲，中国的基本特点是人多地少，要保证吃饭问题，也就是粮食安全，所以要守住18亿亩耕地。你怎么看待城市化与保护耕地之间的关系？

答：这个命题不是很正确。中国幅员辽阔，大部分土地是不可耕种的，为什么不允许使用？因为土地不是私有的，如果政府不同意，哪怕荒地也不能用。现在的政策就是以保护可耕地为理由，拒绝提供土地。

我并不反对保护可耕地，但是反对以此为借口拒绝为城市化提供土地。城市发展一定要占农地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那些山地为什么不可以搞建设？像台湾，农地保护非常严格，但是它并没有阻碍城市化。

比如，北京的绝大部分的土地根本不是可耕地，都是山地，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利用山地，而且把房屋建设得漂亮，投资者愿意购买。政府不让开发建设，自然就抬高了房价。北京目前这样的高房价，在美国根本不会发生，原因特别简单，美国的土地都是私有的，不存在政府调控土地市场的问题。

问：现在这种政策会产生哪些问题？

答：一方面，打压房价不见效。只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现行的打压房价就不可能见效。如果以搞垮经济为代价，把房价打下去，多数百姓岂不是更买不起房？另一方面，严格控制的土地供应其实是在抬高房价。这就形成了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僵局。

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农民的土地产权。改革初期推动的土地承包制改革非常成功，但是这项改革并不彻底，土地承包制仅仅是把土地的一部分产权给了农民，农民没有完整的土地产权，甚至宅基地也不归农民所有，只有使用权，没有出让权。随着经济的发展，大批农民要进城，这是所有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都要发生的。可是在中国，农民即使进了城，土地也不能买卖，结果造成大量的土地浪费。

在城市郊区，小产权房也受到法律和政策的限制，导致城市郊区的土地不可以合法转让，减少了土地供给。如果北京小产权房合法化，北京地价马上就会掉下去。限制小产权房实际上就是维持高房价。法律和政策严重扭曲了市场，导致几乎所有人都受到伤害。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法律，对农民不公平，对城里人也不公平。

农民是否拥有完整的土地产权，不仅关系着中国城市的土地供给问题，关系着农民的基本社会福利，也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