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帮赫鲁晓夫走上正确的道路

古人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50年代中后期，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上屡遭败绩，且战且退。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主要原因恐怕是对于中共、尤其是对毛泽东缺乏深入之研究，总是一头热。他哪里知道，1958年的毛泽东和1954年他初次见到的毛泽东，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共建政之初，百废待兴，困难重重，领导人如履薄冰，较为谦虚谨慎，特别珍视中苏友谊和苏联援助，自然将来访的赫鲁晓夫待若上宾。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初步建立起工业基础，国防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几次惨烈的政治运动，又把党内党外、知识分子整得服服帖帖，没人敢说半个不字。毛泽东豪情满怀，底气十足，据他自己说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那几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不太平，频频出事，搞得赫鲁晓夫疲于奔命，积极寻求政治支持，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可是给他帮了大忙，赫鲁晓夫感恩不尽，除积极加强对华援助外，还让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国际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上独领风骚。从莫斯科归来，毛泽东对身边人员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还困难吗？”（《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年北京版第187、213页）1958年成都会议上，他说：“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4月15日宣布“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65—376页），此后赶超速度一再提高，6月23日在一次会上提到钢产量时说：“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万吨至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两三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可以赶上美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北京版693—695页）

生产力上去了，生产关系也不能落后。这也难不住咱们。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搞人民公社化，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决议中说：“我们应该积极地应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北京版第450页）毛泽东还不无得意地说：“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21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吉林省档案馆，1/1，14/72）

1959年8月，毛泽东在一个批件中写道：“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360—391页）

1959年12月，毛泽东又在一个讲话提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601—602页）

可见，毛泽东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途径，很有必要在全世界推广。他要帮助赫鲁晓夫走上正确的道路。

1960年4月，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关于和平过渡、战争与和平等观点，揭开了中苏大论战的序幕。1960年6月，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中，驳斥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

196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的来信。4月3日，毛泽东带病在家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发动对苏共的全面批判，与苏共翻脸。4月4日，《人民日报》奉命将苏共这封两党之间内部往来的信件发表出来，自此，两党之间的争端就完全公开化了。

代价与教训

当时，我国在国际共运中非常孤立，只与少数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还有往来。为了争取其中一些党的积极表态，我国先后征求了缅甸共产党、马来西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北朝鲜共产党的意见。据吴冷西在《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披露：1963年曾派要员带上此文的草稿和提供200亿人民币经济援助的承诺赶赴越南，以巨额经济援助换取越共支持中共的立场。这项开支相当于当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财政收入的60％！堪称大手笔。

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号称“九评”。

此后，苏方撕合同撤专家，中苏关系急剧恶化。70年代，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综观建国以来中苏关系反复曲折的发展历程，痛定思痛，不由得让人想到四个字：好为人师。

1949年3月，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岂料话音未了，刘少奇就在11月19日世界工联亚洲澳洲工会会议的开幕词中大谈“中国道路”，将其简单概括为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和武装斗争的公式，而且断言这一道路不仅在中国适用，对世界落后国家和民族同样适用，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武装来保护自己，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全场哗然。然而，“中国道路”却得到斯大林的首肯，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周围一时烽烟四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纷纷爆发。援朝援越，让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后来好不容易有了几年平稳的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这时，领导人又故态复萌，自己国家还处于探索、试错的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极为低下，便迫不及待地向全世界传授如何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经验。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说，他自己在那场大论战中也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现在回头过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寥寥数语，对那场声势浩大的反修斗争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本文写作过程中，多处参考了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著《中苏关系史纲》，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