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地方官不再难做

经济观察报苏琦/文毒奶粉、溃坝、舞厅大火，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公共安全事故再次将地方官员这个群体推到千夫所指的境地。剧情几乎都依据标准版本：地方官员失职、渎职导致事故发生，隐瞒不报，事发，中央震怒，地方官员遭裁汰，有时还要陪上个把省部高官，然后人们怀着或惴惴不安或幸灾乐祸的心情，揣测谁会成为下一轮猫鼠游戏的出局者。

在民众心目中，除了是安全事故的推手甚或始作俑者之外，地方官员近年来还犯有如下恶形状：消极对待宏观调控，不顾中央三令五申大干快上属于调控范围内的高耗能及产能过剩型项目；罔顾民生多艰，对地方房地产市场拔苗助长，通过大拆大建来达到经营城市的目的，造成一个个拆迁利益黑洞；面对环保风暴无动于衷，纵容姑息地方污染企业对抗或规避环保执法；力行地方保护主义，人为扭曲资源配置，阻挠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凡此种种，令地方官员几乎成了当今中国诸多问题的根源。这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心目中地方官员的形象实在是大相径庭，那时候的地方官员简直是锐意进取的同义词，他们充分利用让权放利的契机，用自己的先行先试冲垮了僵硬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造就了“诸侯经济”的勃勃生机。

是什么导致了地方官员形象的陡转直下？是官员素质普遍下滑，还是组织监管力度日趋松懈？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官员们逐年提高的学历和相当比例的“留洋”的经历，保证了他们素质的与时俱进，而从当年的“整风”到现在的反腐，中央整饬吏治的力度也一直处于不断加强的状态中。

如果我们跳出“变”中释疑的逻辑窠臼，从“不变”中详察原委，或许能在求解之途中另辟蹊径。事实上，尽管势异时移，地方官员这一群体的基因并未发生改变，其行为逻辑、行事哲学、进退动力、行止标准、自我期许等等，均一如既往，而其仕途中“成王败寇”的偶然性，也与其前辈们毫无二致——“锐意进取”和“胆大妄为”之间从来没有清晰的界限，因此从天使到魔鬼，也永远只有一步之遥。更加吊诡的是，面对地方官员们的桀骜不驯，中央能够采取的手段也一如既往地有限，我们以为新鲜的环保直管、土地直管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各种形式被实践过，事实也证明大多成效不彰。

这种中央地方间的互动轨迹颇像当年中国经济领域的收放循环，在权力边界难以厘清的情形下，地方官员始终在碌碌无为与动辄得咎之间徘徊。市场经济的实行，令各市场主体自我运转成为可能，从而大大减轻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经济管制负荷，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博弈也渐渐有规可循。

如今双方在行政管制范畴的博弈，也越来越呈现出“计划失灵”的焦虑和无力之状。向上面对“一刀切”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指标的选拔标准，向下面对纷纭复杂的具体现实，地方官员们大多在为官一任与造福一方之间左支右绌：有进取之心者终难免“贪功冒进”之嫌，在官与商、权责与市场之间缠杂不清；欲与民生息者，则常遭遇“碌碌无为”之讥。而中央地方之间则更是经常围绕增长速度是否合适、经济过热还是过冷、公平与效率之间如何拿捏而纷争不已，彼此均有进退失据之感。

化解此一焦虑与无力感的方法并不神秘。当年经济领域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将中央地方左右互搏的有形之手成功解放出来，如今在社会政治领域也理应充分发挥各社会主体的自组织功能，为中央和地方官员双双减负。与此同时，在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全国一盘棋的同时，地方官员的进退应主要由地方施政满意度来决定，从而弱化其为升擢而唯GDP是瞻的急功近利冲动，增强其扎扎实实增进地方福祉的动力。果如此，则目前地方官员身上所习见的种种恶形状将迎刃而解。

总之，只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自组织和管理能力，彻底改变地方官员的权力来源模式和问责标准，则地方官员的为官之道和中央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模式，才能彻底摆脱以往高度不确定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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