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可以佐证，我们只能通过做大量的访问，涉及的对象除各行业的讲述者之外，还包括中介机构和相关研究者。在热钱涌入成为决策部门关注焦点之一的时刻，对资金逃离的担忧，可能只是一个“少数派报告”。我们仍然相信，这些讲述背后，有我们不能轻忽的信号。

伴随着入世，过去十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一个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个人资产达到一定量级后，需要在全球范围配置资产，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同时分散资产风险，这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同样的一幕曾经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台湾地区。

对此，我们乐见其成。不过这并非我们关注的焦点。在这些离开的身影背后，我们读到的是另外一些信息。比如说，政商关系复杂导致的经营困境，不时冲击着营商者的信心。上周，曾经的中国首富黄光裕一审判决入狱14年。黄光裕犯案受到法律制裁无可非议，但此案依然提醒我们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中国经商，不借助同政府权力的斡旋，企业很难获得成功。而一旦借助这种权力取得成功，也就意味着企业背负了 “原罪”。这是一颗引爆器控制在他人手里的炸弹，随时可能爆炸。

刚刚发布的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让很多民营企业家重拾信心，不过也有一些人心存疑虑。过去十年，企业家阶层的成长所面对的政策环境屡有变动，缺乏稳定的预期，使得企业经营要面对多变的经营大气候。2004年起始的宏观调控中，正在大刀阔斧重型化的民企遭遇政策坚冰，此后国进民退案例在诸多领域内反复，一直延续至4万亿投资计划落实进程中。这种政策在执行层面的反复令经营者无从判断方向。而一旦做出错误判断“押错宝”，企业将陷入困境。

全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引起的仇富心理，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造成的不稳定因素增加，无形中也在加剧包括财富阶层在内所有人的不安全感。是剥夺富人，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实现“均贫富”，还是让更多的人分享财富增长红利，实现共同富裕，舆论包括一些政策选择传递的信号，也在将财富阶层推向更远处。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私营企业的商业领导人面对的压力是全球最高的”。尽管这并非离开的全部理由，甚至我们并不赞成，因为这样一些理由就选择离开，但是这值得我们重视。对一个经济体来说，民间资本聚集和活跃程度越高，经济就越具有活力，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也越高。这已经为30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所证实。而这30年提供的另外一个例证是，每当民间资本顾虑经营环境和政策环境不稳的时候，一些敏感的投资者就会选择离开。

尽管事后证明，很多时候这并非最佳选择。不过当这样一些案例不断出现的时候，为政者应该反躬自省，中国致力于展示给世界的，是一个创造财富的源泉、尽情涌流的热土。如何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运行秩序，把市场的归于市场；如何实践《物权法》，严格保护私人合法财产；如何创造更好营商环境，各阶层可以和谐相处，各种社会情绪和诉求得以合理释放和表达。

实际上，对这样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渴求，是所有中国人的期望。就此而言，我们的关切无关富人，这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应有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