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面受敌的利比亚城市米苏拉塔，卡扎菲部队的炮弹不分敌我地打过来。不见北约部队的踪影。”

这是蒂姆·海瑟林顿（Tim　Het-herington）发布在Twitter上的最后一条消息，时间是2011年4月19日。第二天，一枚迫击炮弹在海瑟林顿身旁落下、爆炸。没能像他拍的电影在结束时打出一个“完”，这名战地摄影记者的生命才走到40岁这一帧，就戛然而止了。

高大的海瑟林顿长着一张英俊的脸，不是那种精致的英俊，而是糙粝的英俊——从眉骨到鼻梁到下巴，线条硬朗分明，如雕刻的大理石一般，一眼看去，就知道经历过生死。透过取景器，海瑟林顿在战场前线为我们拍下了大量充满人性的照片和纪录片素材，并借此获得了诸项新闻荣誉。就在遇难前不久，海瑟林顿与美国战地记者塞巴斯蒂安·荣格(Sebas-tian　Junger)共同拍摄的反映阿富汗美军士兵的纪录片《Restrepo》获得了2011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他原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呆在纽约，好好和妻子享受那里的春光，缓解过去一年拍摄的劳累，但此刻，阿拉伯的春天竟显得无比醉人。继突尼斯、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巴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后，利比亚的民众也开始走上街头要求统治了国家42年之久的卡扎菲下台并进行民主变革，但卡扎菲政权对民众抗议的镇压进而演变成了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内战，双方胶着不下。受到职业和内心的驱使，海瑟林顿未作过多停留，自费踏上了前往利比亚的报道之路。

“他是个有抱负的人。”塞巴斯蒂安·荣格事后评价自己的同事，“利比亚的情况对他来说太诱人了，那里的战事充满了戏剧性。他必须要去，因为他想亲眼看到故事如何发展。”

海瑟林顿的新闻抱负来得有些意外。出生于利物浦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蒂姆·海瑟林顿最初是在牛津大学念的英国古典文学。毕业时，他身无分文。幸运的是，刚去世的祖母在遗嘱里为他留了5000英镑，海瑟林顿带着这笔钱在随后的两年里去了印度、西藏以及中国的其他地方。同许多在旅行中找寻自我的年轻人一样，中印之行为海瑟林顿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冈仁波钦峰，喜马拉雅山，还有与喇嘛的面晤，带给了他灵性的启示。“从印度回来之后，我突然有了参悟。我意识到其实自己想做的是摄影。”海瑟林顿回忆道。于是在回国后的四年时间里，他一边工作一边在夜校学习摄影。26岁那一年，海瑟林顿用攒足的学费重新回到大学专攻摄影新闻。

成为专业摄影师后，海瑟林顿的第一份工作是为英国的《大志》报（Big　Issues）报道图片新闻。当时创刊不足十年的《大志》报由几个心怀理想的热血青年一手经办，报纸的经营模式简单却独特得令人乍舌：报贩必须是街头流浪的无家可归者，他们以每份报纸1英镑的价格买进，再以每份2英镑的售价卖出。这份内容完全由职业记者采编的报纸却以慈善机构的方式缓解了英国最弱势人群的就业问题。“但那个时候报社还没有成型，很多事情都是边做边摸索。”《大志》报的前主编向恩·布鲁克斯（Xan　Brooks）回忆道，“当时蒂姆一进办公室，我就听到了他浑厚的声音和晃荡的相机包。他扎着运动的小辫，穿着宽松的汗衫和大裤衩。他坐下时双腿张开，一些同事发现他的裤子一直破到裆部，里面甚至不穿内裤，下巴都掉下来了。”

但是海瑟林顿很快用他生动、充满力量和现场感的照片赢得了同事的信任。他穿梭于伦敦的大街小巷，停下来与路人交谈；他出入于无家可归者的破屋，参加他们的游行；他去码头记录工人的罢工和拳击比赛。“我们也会派他去报道名人，这让他很愤怒，但他会用幽默平息怒火。他会问，当我们眼皮底下有那么多故事可报道时，为什么还要把相机对着那些名人？”布鲁克斯说。

海瑟林顿离开《大志》报后，加入了一家位于纽约、专事战地新闻的图片社，因为对于他来说，相比于只有6000万人口的英国，拥有三亿人口的美国有着更广的观众群，而让这三亿人了解他们的士兵在做什么，无疑有着巨大的意义。1999年至2002年，他先后去了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塞拉利昂，报导那里的战事和武装冲突下的平民。在利比里亚，他把镜头对准了反叛军一方，并完成了第一部纪录片《An　Uncivil　War》。“他好几次在两方的交火中幸存下来，贴身拍摄让他捕捉到了许多具有标志意义的图片。”詹姆士·布莱贝岑（James　Brabazon）是当时与海瑟林顿身处叛军阵营的仅有的两名外国记者之一，纪录片摄像出身的他一直将后者视为一名人道主义者，“当时一个叛军的指挥官怀疑救护伤员的医生是间谍，要把他处决。蒂姆站到医生身前，面对火冒三丈的指挥官，摁住他手里的抢，请求他放人一命。结果医生得救了。”说句题外话，我在加地夫的时候，曾听过詹姆士·布莱贝岑开的一个讲习课，没想到他和蒂姆·海瑟林顿共事过，还专门为《卫报》写了他的讣告。不过幸亏有他写的讣告，才会有那么多关于海瑟林顿生平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