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回首

15:53

2010-07-12

王志纲

经济观察报王志纲/讲演 过去的十年是西部突飞猛进的十年。中国人讲“温故知新”，我们今天站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回顾西部大开发的十年发展历程，搞清楚这个改变了西部乃至整个中国发展格局的战略是怎么来的，未来往什么方向去，非常重要。

回顾西部大开发战略，第一个重要人物是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他针对差异发展与共同富裕这个突出的矛盾提出“两个大局”战略，站在全局的高度做出辩证的说明。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南巡的时候，明确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接下来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曾培炎最近出了本书《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他回顾了江泽民等领导人如何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想，并且明确方针、制定政策一直到付诸实施的全过程。他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西部大开发早十年不行，中国的国力和经济发展还不具备这个实力；再晚十年则延误时机，问题后果非常严重，所以他认为1999年、2000年提出这个战略是正当其时。

我同意这个观点。西部大开发从战略构想到政策制定，最后变成全面的战略有一个过程。推动这个过程至少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和当时的自然灾害有关，1998年发大水，朱基考察的时候发现灾难是出在长江中下游，但根源却在长江中上游，原因是水土流失，破坏了生态环境。所以后来启动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一系列的环境、生态保护措施。但是保护环境不能不让西部去发展，所以要创造新的机会。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出口这个经济发动机慢下来了。启动内需的问题、投资拉动的问题提出来了，采取了一些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西部人均收入与东部有很大的差距，基础设施条件也不好，正好通过大开发这种方式既缩短与沿海的差距，又可以刺激经济发展。

第三个因素就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认识到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并就这个问题形成了共识。所以说天时、地利、人和使西部大开发有一种必然的力量，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力量。

方向确定了，接下来具体怎么做呢？这里面有几个步骤：

第一是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完成一些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通过财力的支持保护西部的生态屏障。

第二是实现西部资源的开发，西电东输、西气东输。这个意义非常重大。东部电力缺口很大，西部的水电资源很丰富。很多北方城市原来烧蜂窝煤，现在用天然气了，这都跟西电东输、西气东输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是提升交通设施的整体水平，我的工作使我每年在全中国各地跑，对整个西部交通的改善深有体会。20年前我去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的时候，当时感慨瑞士立体交通和平面交通非常发达，而那时中国西部的交通还十分落后，像“十八盘”这样的地方，直线距离很近的路却要走上一整天。现在去西部，到云南、四川，特别是重庆，会发现交通体系建设得非常好。

第四是发展旅游产业，由于交通的改善，使西部具有了很好的通达性，一下子把沿海的购买力和西部的风光资源打通了，据不完全统计，西部每年休闲旅游收入五六千亿，像云南、贵州、广西、新疆等省份基本上通过旅游休闲产业找到了一个发展的突破口。

第五是城市化，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率十年间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最典型的是西部三大核心城市——重庆、成都和西安，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城市化成为推动西部发展的一个核心力量。

通过种种措施，不但缩小了西部地区和沿海城市的差距，很多人觉得其实西部不少地方比东部更加宜居。

我们讲发展的时候，不能不考虑GDP，但是GDP并不能完全反映人们的生活质量。丽江的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北京超过10000美元，但是问北京的人和丽江的人谁住得舒服？肯定是丽江。GDP不能反映这个城市的环境、生态、文化、幸福指数、政府服务、社会服务等问题。于是就形成一个很有趣的回流现象：很多人觉得北京、上海、广州空间有限，压力太大，就到了西安、成都，还有很多人为了舒适的生活到大理、丽江去居住，因为那里休闲宜居。所以他们回到了西部。

西部不少城市除了宜居，宜休闲以外还“宜业”，因为改革开放前期的时候中国在拼命发展制造业，要做世界工厂，市场在海外，这时候因为成本的原因工厂只能设在沿海。但是现在中国经济要升级换代，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对于地域的要求没有那么明显。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无论在成都还是在北京工作没有那么大区别，舒适的城市自然会吸引更多的人群。很多人做网上生意，做文化产业，发掘西部的文化旅游资源，比如云南、四川的旅游、民族歌舞等等，逐渐就做起来了。而且下一步最大的市场在中国，内地更有潜力。

回顾这十年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西部对于战略的渴求要强烈得多。我们在东部中部也做了很多事，包括建立环渤海经济圈、东北亚振兴计划，还有中部崛起，但没有西部大开发如此气魄宏大，如此激动人心，给我们这样的民间战略机构提供了一个大展拳脚的空间。

我想西部可能还是因为条件限制，所以逼着人去思考怎么发展。不像沿海地区，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习惯了，你让他去想十年以后的事，他们没有兴趣。西部就不一样，他们思路开阔得多，他们需要战略，需要后发制人的东西。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成都。沿海地区的城市化程度要高得多，但是从城市定位到城市营销，尤其是城乡一体化方面，成都给全中国提供了一个样板。从城乡统筹示范区到现在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全国的官员全跑到西部取经，跑到成都去学习。

所以说西部大开发，其实西部不是被动接受东部辐射，它自有发展的独到之处。西部有着广阔的天地，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就像盖房子一样，过去的十年是在打地基，做框架；框架做好了要装修，未来的十年就是在做装修，这个时候西部的文化潜力将会发挥出来。这些年不少有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都是在西部产生的，像云南印象，云南的声响，或者山西的立秋、一把酸枣，还有西安的曲江大唐芙蓉园等。西部大开发的下一个十年一定是东西互动，山呼海应，开拓出一片更精彩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