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和平成了脆弱的品牌
经济观察网 林俐/文 近日,一系列的2009年度诺贝尔奖得主名单陆续出炉,引起最大反响的莫过于10月9日宣布的和平奖荣获者——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
相比之下,小众作家、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的科学家、在学术界放光彩的经济学家等,可能引发社会广泛争议的程度,当然不敌国际级公众人物。回顾诺贝尔和平奖百多年来的历史,其中不乏明星级政治家和国家首脑的身影,因此更容易引起社会共鸣成为热点话题。
而“和平”,一个看似那么真实却又抽象的概念,如何评估和定义任何人对其做出的贡献,本来就备受争议。根据诺贝尔的遗嘱,和平奖应该颁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举行和平会议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
但是历年来,多少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不就是代表着挑起战事的双方,然后又回到谈判桌上寻找“退出方案”的当事人。当年(1973),北越外交代表黎德寿就曾以“越南战争还未结束”为由,拒绝和谈判桌另一端的代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共享和平奖。
这一次,也有不少批评的议论,指奥巴马还“参与”着两起战事——伊拉克和阿富汗,仅是口头上宣扬希望早日退出战争,只会把“和平”奖变相地沦落成“希望”奖,批判者们称,对于这个富含道德意义的奖项而言,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决定,是跟世界开了一大玩笑。
某种程度上,批判者们都是理想主义者,而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却更像是务实主义者。
前者希望荣誉归于实践和带来“和平”的人,比如5次获提名却和奖项无缘的圣雄甘地;甘地一生坚持非暴力运动,但他赞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割,当年血流成河,至今印巴关系依然动荡。而后者则在近年来,把和平奖当作“催激素”,往往只要冲突和对立双方表示有意愿回到和平谈判桌上,那怕还没有具体成绩,就已双双获奖,以希望鼓励和平进程加速为前提。
这回,和平奖评委们似乎再次为“和平”打激素,选择奥巴马的理由为:“作为总统,奥巴马在国际政治中创造了一种新气象,多边外交又重获中心地位……很少有人能像奥巴马这样引起全世界关注,让人们期望更美好的未来。他的外交理念根植于这样一种观念,即世界领导者必须按照世界大多数人口的价值观和看法去开展外交行动。”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表示:“很多人认为这一决定过早、过于草率。但我认为我们再过3年再做出反应就为时已晚。现在是我们做出反应的时候了。”
换句话说,“和平”——这个脆弱的品牌,需要一个能引起全世界关注和带来憧憬的代言人;如果代言人有点影响力那就更好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评委们像是在挽救一个日益没落的品牌,而展开推广活动,并寄望于一个可以带来品牌效应的人物。纵观这一届被提名的其他人选,还有谁更具知名度、权力、号召力、和相对低的政治污点?哥伦比亚参议员Piedad Esneda Córdoba Ruiz?还是阿富汗那被迫辞职的前妇女事务部长西玛·萨马尔(Sima Samar)?或者是难以掌握实权的津巴布韦首相摩根·茨万吉拉伊(Morgan Richard Tsvangirai)?可能是法国总统萨科齐吗?
其实,倒不是“和平”本身失去了品牌知名度,从针对奥巴马得奖的争议程度就可以感觉到和平拥护者们的热诚,但是评委们的务实让他们意识到,今日的世道,更大层面的和平操纵在有军事力量的大国手中,这是一个政治化的选择。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调侃道,今年的和平奖并不是颁发给“和平”(peace)而是给那些驻扎在战地的“和平卫士”(peacekeepers)。
也许还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有着更尖锐的视角,他在《一九八四》里写道的“战争即和平”正在上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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