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港人不识时务，还是我们少见多怪

17:21

2010-01-21

盛超

经济观察网评论员盛超 香港修建高铁的事情在赞成与反对双方争论了近两个月后，终于获得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的批准。反对派的观点有两个：整个高铁造价625亿港元，平均每公里要花大约25亿港元；施工涉及到对菜园村征地问题，150余户村民中有两成不愿拆迁，应该维护他们的权益。在整个争论的过程中，人们从媒体的报道上看到了很多次反对派的示威活动，当然也发生了反对派中的“80后”示威者在1月16日通过拨款的当晚围堵立法会的情况。

按照官方的说法，高铁的开通，对香港经济发展有提速效果，同时也让香港进入广州的“一小时生活圈”，从而避免了被经济发展“边缘化”的厄运。

人民网的评论称：反对派旷日持久的拖延战术最终没能挡住发展的步伐，立法会外群情激昂的反高铁“80后”，挡得住政府官员的座驾，却也无法拦下城市前行的车轮。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则将抗议看成香港“80后”急于登上政治舞台的把戏。凤凰网在以专题的形式，用解构的方法分析了种种表象和内因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拆迁、高房价、经济发展、穷人与富人、农村生活方式——看看香港反高铁事件的这些关键词，哪怕你不是香港人，是不是也好熟悉？

媒体很惊诧于这一使香港受益的经济举措居然会有人反对，这也代表的我们多数人的观点。说实话吧，不是没有理由反对，而是我们不习惯被反对，我们讨厌反对的声音。

于是，问题的焦点发生了转移。问题不是该不该建高铁，更不是少数人的利益是否要服从于多数人的利益，问题在于，我们被反对了。

听家长话、听老师话、听领导话、服从组织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在长年累月的听话和服从中，我们早已安于步调一致，当有反对的声音出现时，我们本能地会觉得刺耳，无法接受。但无法接受的真的是因为反对过于无理，还是我们自己太少反对过？

事实上，我们会为很多事情没有反对过而感到后悔，或者会因为没有反对过而可能受到后来人的指责。北京的南横街，从辽代至今保存完整的千年古街在2009年被拆的片瓦不留，我们没有反对；上海的董家渡，老上海华界内最早的石库门里弄被林立的高楼取代，我们还是没有反对；福州的三坊七巷，中国现存唯一的一处坊巷格局街道被拆翻一新后人迹罕至，我们依然没有反对。我们的逻辑是事情在顾全大局中和谐的发展，尽管多年以后，也许我们会被深深的遗憾笼罩，但更关键的是目前步调一致？

当然，北京、上海、福州发生的事情和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一个范畴，可我们所说的是，在事情的进行中，我们反对过吗？

任何一点对现实世界的改变，都会牵扯上各方的利益，也必然会出现赞同或者反对的声音。正是因为我们对如何通过表达“反对”来维护自身利益感到陌生，所以多数情况下，我们会错把反对和恶意划上等号。于是，“反对”这个本应是平常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大是大非，非你死我活不能罢休的问题。由此，我们也就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讨厌被反对，因为这让我们感到了面临生死的紧迫。

有人会说，压制或者忽略反对的声音可以提高办事效率。这个观点看似有道理，可我们都不止一次地看到有的事情在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伴随着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声浪，最后不得不停下来加以检讨修正。相比之下，允许和倾听反对的声音，在各方利益达成妥协之后行事，效率更高。我想，一个成熟的国家，一个成熟的民族，甚至一个成熟的人，该知道如何面对不同的声音。

当中国希望被世界了解的时候，我们说，香港是中国的窗口；现在，中国要走向世界的时候，或许我们该说，香港同样也应是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世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世界也永远不可能只有赞同中国的声音。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所面临的反对声音也必然会越来越多，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香港高铁修建中出现的反对声音和行为，让我们有了一个考验自我的机会：我们该以惊诧、厌恶还是从容平和的面孔对待反对？

再回到有港人反对高铁这件事本身上来，我们惊诧是因为港人不识时务的反对，还是我们少见多怪，对反对的声音和行为太过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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