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张茉楠/文 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为8.7%，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846亿元，比上年增长30.1%，增速比上年加快4.6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44.8%，投资为92.3%，最终消费为52.5%。投资依然是中国经济这轮复苏中的主要推动力。“牵牛要牵牛鼻子”，依笔者看来，如果不彻底摆脱高投资依赖症，改善高投资高储蓄格局，转变发展方式还是空谈。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发展的经济发展阶段，积累和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在苏联发展模式和“生产资料部类优先发展”的思想影响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国内资源发展工业，特别是加快重工业建设，倾向于采取促进储蓄和资本积累的经济政策。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为直接的驱动方式。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历史经验看，1978年至199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30.3%，1990年至2000年升至36.1%，2001年至2007年贡献率更是加速上升，平均为48.36%。我国投资每增长1%，则当年GDP增长0.48%。由此推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中大约4.3个百分点是由投资需求拉动的。

投资何以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由于投资的宏观收益下降,实现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大量资本,通过资本深化和资本积累,实现经济高增长，因此资本低效率的投资不断加大投资规模会在短时间内积聚过剩的生产能力。当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国内市场找不到实际有效需求就会促使企业加大出口，形成出口导向和资本密集导向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凸显粗放型特征。因此，高投资是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

投资效率低下，说明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由于投资效率低下而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投入，要想达到目标产出的增长率就必须不断加大投资规模和力度，经济的每轮扩张都导致了投资的过度波动，同时也加剧了整体经济的波动。

短期中总产出了为什么会出现周期性的衰退和扩张，主要与投资、消费和总产出这三者之间在短期经济波动中的相互作用，而长期经济增长则由总供给（总量生产函数）决定。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是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的，消费则处于非主导的地位，“高增长、高投资、高出口依存度、高储蓄和低消费”成了中国宏观经济典型的特征写照。然而在总需求的三大组成部分中，投资具有“引致性”和“派生性”的特点，（净）出口贸易则易受外部市场环境和本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投资和（净）出口贸易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为了消费，唯有消费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缺乏消费的有力支撑，新增的投资产能就难以及时被市场消化，递减的投资收益率已不能吸引和消化更多储蓄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大规模投资引致的结构性通胀将被产能过剩和库存化所取代，随之而来的通货紧缩又将取代结构性通胀，从而会引发一轮又一轮通胀与通缩交替出现的经济波动。

90年代以来我国之所以出现投资过热-通胀-宏观调控-通货紧缩的怪圈，其根源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协调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在80年代，尽管宏观经济也出现过热现象，但商品整体上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因此并没有出现通货紧缩问题。但90年代以来我国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发展要远快于资本品生产部门，造成消费品市场供过于求，物价下跌。一旦存在新的获利点（比如房地产业），资金将快速疯狂进入，投资迅猛，如果不加以控制，最终将导致该行业的供过于求。在当前较高储蓄率和产业结构下，要保证市场出清，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惟有两条路径：投资和出口。当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62%，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的16% -18%。因为现在的投资蕴涵了未来生产能力的增加，如果投资中资源配置不合理，使得生产能力的增加超过了未来需求的增加，便会导致未来的生产过剩。

再看2003-2004年的由于投资过热引发的经济波动。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投资过热主要由房地产业和地方政府公共设施投资带动的，房地产、汽车、建材等投资过热，为了满足投资建设的需要，高耗能的建材行业开工猛增，导致能源短缺，燃料需求增加，同时，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石油进口价格上升，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燃料价格上涨。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名义增长率为26.7%，投资率达到了42.7%，钢铁、电解铝、水泥的投资增长率分别达到96.6%、92.9%和121.9%；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继续加快，投资的快速增长使得投资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强劲，但消费品价格除粮食等农产品上涨较快外，其余仍然比较疲软，甚至还有下降，600种主要商品中仍然有高达80%的商品供过于求。

历史证明，片面依靠大量投资所带动的经济增长，不仅引发了对资源和环境的大规模破坏，还极易使国民经济陷入大起大落的境地。当然，对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控的时紧时松，也是导致经济增长产生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

中国需要正确区分长痛与短痛，在经济增长引擎转换过程中，由于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回落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阵痛过程，也是走向成熟的代价。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非常时期，扩大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但如果不通过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结构性调整来释放出民间自主性投资，就难以解决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国进民退等问题，难以实现增长动力由“政策刺激的内需增长”向“自主性内需增长”的切换，难以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难以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较快增长。经过这次危机的洗礼中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