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杨涛/文 北京警方4月25日在大兴区老三余村召开现场会，试点推行城乡接合部的流动人口“倒挂”村的封闭管理模式。警方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对村内的人员和车辆实行持证出入的措施，将原本开放的自然村经过人为科学合理改造，上升为封闭式的社区管理模式。（《新京报》4月26日） 

 除了上述“非常”措施外，有关部门在大兴区老三余村为防控社会治安还采取了按照实有人口2.5%。，流动人口5%。的比例配备巡防队和流动人口管理员，在社区民警带领下进行村庄内部的治安防范工作；根据各村街巷胡同的分布、数量等情况，评估每个村庄监控探头的需求量，确定需要安装的点位，并统一安装。警方在镇、村分别建立监控平台，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现村庄网上巡逻等措施。看来，一个小说《1984》描绘的“老大哥”通过“电幕”监控全民的社会，将很快在老三余村率先实现。 

我们见过为了防范社会治安而配备巡防队的，也见过为了防范盗窃车辆而调协路卡的，甚至我们也见过在街道上安装监控探头的，但如此之多自我封闭外加对外封闭的措施集一身的村庄，确实罕见。怪不得大兴区老三余村成为了一个典型，要在这里召开现场会。报道说，自今年3月以来，率先进行试点的金星派出所辖区村庄110警情同比下降45%，发案同比下降10%。我想，要想让大兴区老三余村的警情和发案数不下降也很难，因为，在这样一个高度封闭的环境下，外面的人难也进来，里面的人即使是犯罪也很难出去，这样的的环境当然是“太平盛世”了。 

不过，当我们关紧窗户不让苍蝇和蚊子进来时，同样也是拒绝了阳光。大兴区老三余村所谓的封闭管理模式看起来很创新，不过，对于上了年纪的人们却是仿佛看到旧的伤痕。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村庄，何止是这样的封闭，现在的“持证出入”不过是那时要开路条的翻版，而现在监控探头则是那时人盯人进行监控的技术升级。但是，总算有些改进的是，那时的理由是防范阶级敌人，现在阶级敌人换成了防范犯罪分子。不过，对于我等生活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人来说，这种创新更像是曾经风靡全国一时的“收容遣送”制度。只不过是，“收容遣送”不过是将外来人口收容起来，而这种封闭管理模式则是将本地人关在村庄的大笼子里，而将外来人口有选择地拒之门外。废话少说，我还是有几个问题请教方家。 

其一是，维护社会治安当然是再用心良苦不过，但是，维护治安就一定需要高墙、探头、岗亭进行高度封闭吗？我们不否认，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增加巡防力量，设置必要的岗亭甚至增加一些探头也是有利于加强治安防范，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所有的措施必须有一定的度，并非一定要用高墙城堡一样的严密的封闭措施才能防范社会治安。想当初，我们各地都依赖于“收容遣送”来进行治安防范，依赖这一制度对于外来人口的抗拒实现社会稳定，但是，“收容遣送”废除后，天并没有塌下来，我们一样有许多办法能加强治安防范。 

其二是，维护社会治安也需要与其他利益相平衡，并非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就可以将其他东西一贯地蔑视。高度封闭的管理，以牺牲两种利益为代价，对于外来人口的抗拒则损害人和物的正常交流和对内部人员的高度监控则损害隐私。试想，如果各地、各个村庄都搞像老三余村一样高度封闭管理，那么全国各地就像一个个孤立的城堡，人员和财物那能正常流动，社会那会有什么活力。而每个生活在城堡的人处处受到监控与盘查，他们的幸福指数只可能下降，而不可能上升。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我们正是逐步将国门和各个地方家门向外敞开的过程，而正是开放的社会才给我们一个发展的活力，高墙下的村庄与开放的社会实在是不兼容。 

在大兴区老三余村召开的现场会，除了对社会治安的好转欣喜外，是否考虑到过社会治安以外的其他问题呢？ 

相关链接：“倒挂”村封闭管理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