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左停/文 在资本化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土地资源的争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既取决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也取决与资本的逐利性，形成了土地与资本的结合，或者土地的资本化现象。在中国，围绕土地的理论争议很复杂，现实中冲突也比比皆是，如最近接连出现的吉林上千户农民被迫出让土地、北京通州数百亩耕地被私自卖给河北等事件。

一方面，土地是开发的对象，一个地区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等都离不开土地，而中国又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社会，这就推动与土地相关的资产价格不断上升，土地资产价格的上升，又进一步吸引投资资本的进入。从权属来讲，中国的城市土地为国有，农村土地一般为农村集体所有。城市化大量涉及的是农村土地，农村土地开发，要经过非农化，变为国有土地才能成为工业和建设用地。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处理失地农民的问题十分重要也十分困难，毕竟对大多数农民来讲，土地是赖以养家糊口的资源，尽管不多，却可以年复一年的使用，而失地农民尽管可以有补偿，但补偿往往是一次性的，一次性的补偿在高膨胀的背景下不断面临贬值的风险，围绕失地问题，失地农民与政府的冲突时有发生。然而，即使处理失地农民有不少困难，也不足以抵挡土地开发给政府带来的诱惑。

土地诱惑是土地的另外一方面。现实中，土地本身还是资本的一部分，中国的许多地方政府开发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土地经济”。地方政府缺乏资金，就只有卖土地、以土地换投资，或者以土地入股。“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抱怨，上届政府把子孙的土地都卖了。形成这种“土地财政”问题，也不全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与中国财政的过分中央集权也有关系，土地出让收入可以较多地归地方政府所有，所以地方政府始终有靠土地生财的冲动。

土地的资本化如果仅仅以市场为媒介，而政府作为一个超然的管理者，事情会容易得多。而事实上，中国的土地资本化过程一直伴随着很强的政府干预，客观上形成了政府权力、资本与土地之间复杂的利益联结结构。无论是征地还是出让，这一结构都以政府为中心，但处于政府两侧的农民和资本所有者却并不对称。在发展主义驱动下，资本无疑更受当地政府所欢迎，而且作为大公司的资本所有方，也有非常成熟的游说和推销技巧。相反，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在现代农业、城市化、园区建设等时髦的话语下，则成为被动的、落后的、需要被改造的群体。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并没有成为壮大了的可以进行集体谈判的“集体”，这个“集体”中介实际过程中降低了政府与众多个体农民谈判的成本，使得个体农民更难捍卫自己的土地权益。

与工业化、城市化一样，土地资本化是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各级政府应该做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权利，甚至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使他们能够共享土地开发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