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朱大可/文 电影《英雄儿女》塑造的战争神话，曾是构成我们童年时代精神食谱的重要题材，而英雄王成，则是所有电影偶像中最具魅力的一位。他的工人阶级出身、以及他与妹妹王芳、志愿军高级军官所组成的“红灯记”式的家庭，构成了一个质朴而完美的偶像叙事，照耀着童贞时代的思想道路。 

然而，最近的中青报报道，却透露出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英雄王成的原型蒋庆泉，因瓦斯弹中毒昏迷而被俘，结果不仅没有“成王”，反而以“变节者”和“叛徒”的身份，被剥夺基本的精神和物质关怀，在社会底层“藏匿”达58年之久。该报道指，负责教育审查归俘的干部曾有过这样的论断：“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这一事件表明了当年政治逻辑的荒谬性，并再次触动了我们的反思神经。 

被俘即背叛，这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思维。它要求革命者在思想纯洁和行为忠诚方面毫无瑕疵，而完全无视被俘时的实际情形。6000名这样志愿军归国战俘，就此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此外，蒋庆泉跟大批志愿军士兵还有一个致命的履历瑕疵，那就是他们都曾是国军的士兵。 

革命与人性的尖锐对立，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大困局。从延安整风运动到文革，以政治正确的名义，站在人性的敌对面，对革命队伍中的坚贞战士，进行残酷无情的打击，这样的事例早已溢出历史的册页，而演变为层出不穷的悲剧。共和国首任主席刘少奇，生前和死后所背负的三大罪名，除了“工贼”和“内奸”，就是“叛徒”。这是何等严酷的指控，犹如犀利的铡刀，腰斩了从主席到草民的无数生灵。 

被俘不是背叛，甚至不是一种瑕疵，但革命档案的叙事模式，就是拒绝一切隐在的“瑕疵”，而只接纳那些道德完美的人物。从前苏联开始，革命神话的目标，就是要塑造完美的圣徒，向芸芸众生提供无可挑剔的榜样。革命甚至制造出一种普适的英雄诞生模式：他们看起来是凡人，却在关键的瞬间挺身而出，以自我献身的壮举，书写着革命叙事的动人高潮。从董成瑞、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到欧阳海、王杰、刘英俊和蔡永祥，在共和国的英雄谱系中，到处充满着此类伦理大爆炸制造的偶像。但所有的叙事都必须在事后追溯其牺牲前的伟大性，这种“英雄前传”式的叙事，必然要剔除所有那些有瑕疵的真相。 

这种道德完美的组织原则，导致了革命者的履历恐惧。瑕疵不仅仅只是瑕疵，而且还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甚至是一种隐蔽的罪恶，需要进行自我交代和坦白，否则必然要遭到他人检举，并被“组织上”所洞察和审判。在这样的“反省-检举”的组织构架里，合情合理的人性被视为革命的死敌，而瑕疵则被放大为罪恶，甚至是不可宽恕的死罪。革命逻辑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展示了其道德原教旨主义的历史魅力。 

一个经历复杂的革命者，为了应对永无休止的自我审查和“向党交心”，并博得组织的信赖，有时只能隐瞒自己的历史性瑕疵，由此导致从人格分裂到精神分裂的严重病变。以杰出的红色摄影家沙飞为例，他向组织隐瞒了其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电台技术员的历史，并因由此产生长期的掩藏性焦虑。这焦虑撕裂了他的灵魂，并导致他的精神分裂。在长期隐瞒瑕疵并担心被检举揭发的恐惧中，沙飞实现了痛苦的飞跃——借助枪杀日本的反战医生，而在幻想中达成自身的心灵升华，并实现了道德的高度完满性。 

而基于“绝对完美的道德”的虚构性，历史讲述就只能倚重于谎言。这是革命叙事逻辑的必然结果。早在十几年前，中青报就已向世人披露过雷锋事迹的“另外一面”。那位以艰苦朴素著称的道德模范，其身前遗物中竟有皮夹克和瑞士名表。这些器物目前被保存于沈阳的雷锋纪念馆里，向参观者诉说着年轻士兵对于时尚生活的无限热爱。但在1960年代，这种物欲和基本人性，就是英雄的瑕疵，它必须在事后的追忆中加以抹除，否则就会成为无法容忍的污点。 

所有的革命叙事都支持那种完美无瑕的英雄模式。它不仅戕害了读者，更直接打击了那些有“瑕疵”的当事人。“王成”的际遇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而在他的四周，还有更多相似的案例。当事人是革命现场的“英雄”，却不幸被“组织”打成了“叛徒”，而辗转挣扎于人间地狱，过着毫无尊严的卑微生活，有的甚至为此成为政治迫害的对象，进而丢掉了卿卿性命。 

尽管这种严苛的政治伦理已经成为历史，但由此衍生的道德谎言，却还在世间广泛流传，成为支撑人们心智的“历史常识”。近期出版的17位作者联合编写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部分揭露了充斥于小学教科书的历史/道德谎言，由此引发社各界的剧烈反响。但还有大量中学乃至大学的教科书谎言，尚未得到必要的揭发，仍在继续戕害那些年轻无辜的灵魂。“王成”的悲剧告诉我们，应当学会把健康的人性而不是“政治正确”，当作衡量人的基本伦理标准，并依据这样的人本主义标准，重审和修正所有的英雄史学。惟其如此，中国的道德伦理重建、以及中国的历史叙事，才能拥有一个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