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杨涛/文 深圳信访条例草案删除“拟禁止信访者自残、用令人厌恶服装道具”。同时拟将国家机关的信访工作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国家机关负责人应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接待时间、地点和接待人姓名、职务。（《南方日报》4月25日） 

今年2月，《深圳经济特区信访条例(草案)》首次被披露，但因“拟禁止信访者自残、用令人厌恶服装道具”遭到全国范围内的炮轰和质疑。我觉得这种质疑是理所当然，如果没有天大冤枉，谁又故意用自残的方式来引发民众和媒体的围观，让围观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呢？如果真的“信访者自残”又成了违法，那些访民又该如何为自己维权呢？ 

现在，深圳信访条例草案删除“拟禁止信访者自残、用令人厌恶服装道具”，似乎顺应了民意，但我觉得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的访民要用自残来作为上访的方式呢？让访民用自残的方式来维权，本身就是一种不人道，也是公正不彰的表现。再一个，访民用自残的方式实现了维权，那也是一种惨烈和血腥的的胜利，况且，还有大量的用自残方式进行维权并没有得到有效救济的事例。 

在美国，包括政治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迟早会转化为司法问题，而在我们这里，所有的问题，包括司法问题最终都会转化为上访问题。许多行政问题，在行政程序范围内得不到合理解决，但这些问题往往转化不成司法问题，比如许多地方规定征地拆迁等问题法院不能受理。即便是一些问题能转化为司法问题，但是在行政权一枝独秀，地方党政领导控制司法机关人财物的情形下，加之法官本身腐败严重、监督制约无效，司法审判同样存在着大量的司法不公案件，导致司法公信力不高，民怨沸腾。 

正是为了解决这种司法上得不到有效救济，疏通民怨，维护社会稳定，我们建立了世界上少见的上访制度，给那些得不到公正救济的的公民再一次法外程序上的救济。但是，吊诡的是，出于维稳的需要，又兼有领导人的批示，信访办通过法外的程序，通过行政干预，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给少数公民以救济，却让多数公民看到了通过行政干预实现自身诉求的曙光。他们渴望着通过信访引发领导人关注，渴望信访的行政干预来实现救济，他们对于司法的公信越来越失望，他们越来越多去涌向信访，并且，为了让自己的信访能在众多的访民中脱颖而出，他们不惜以自残来信访。这让信访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本来用来维稳的信访机构，现在本身需要警察等暴力机构为他们维稳。 

行政干预、司法不公导致上访，上访后行政干预让部份访民权利得到救济，让更多的访民对司法公信失去信心，对行政干预情有独钟，甚至不惜自残信访。信访压力增大，司法更无公信，这形成了我们社会深刻的悖论。要解决这个深刻的悖论，不要让自残式上访再现，根本不在于为信访“维稳”，拦截那些有自残倾向的人到信访机关，甚至也不在于完善信访制度，建立“负责人接待群众来访制度、走访信访人制度，信访工作督查、督办制度，信访工作责任追究制度”。而是在于，要捍卫司法独立制度，让法官的人、财、物摆脱地方党政官员的控制，能坚持独立审判，同时健全对法官的监督，消除司法腐败，让司法审判公平、公正，逐步重塑司法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