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汶川地震启示录（2）

对倒塌的建筑物进行严格的技术上的审查，这件事情不做，我看不出来对社会有什么积极的作用。

四、国际接轨

第四个制度化的建设，中国发生大的灾难的时候，跟国际上的接轨做得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更接轨。

我一直强调，在过去的200年的中国，中国最最重要的进步都是跟国际化接轨得来的。

或者是法律，或者是观念，或者技术，或者是组织，都是因为与国际有了接触，然后看到了差距。我现在想不出来有哪一项进步不是跟国际化接轨而来的。

如果我们这次大地震从几十年前的拒绝国际援助变为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让国际援助进来，那我们更应该规定以后只要发生比较大的灾害，就要在第一时间与国际接轨，让别人来帮忙，要以人为本。

五、社会慈善监督机制

第五个方面的制度化建设是我们一定要这次灾后的重建中，建立一个现代社会慈善的控制和监管机制。

大部分人都是富有同情心的，大部分在危难时刻都会解囊相助的，没有这方面的制度化的监管和建设，会影响以后的慈善行为。我非常希望能看到这方面的制度化建设。
以前我们中国太穷了，没有慈善资源的基础。我们现在慢慢富起来，慈善的来源就变得丰富和多元化，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监管机制，对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和谐是不利的。

美国民间慈善捐助占GDP 的2.4%，多数用在教育、医疗领域，这两个是对公民素质影响最大的。中国这次地震之前只有0.01%多，按照比例来讲，应该是1/15。

我相信，这次地震对全国人民是个很好的教训，如果我们以后有这方面的监管制度的话，会很好。

这次地震是巨大的一场悲剧，同时也展现出了我们这个社会和民族很多非常光辉、感人的东西，制度化的建设使感人、光辉的东西传承，使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有人性，更团结，更有效率，在面对巨大灾难的时候，变得更加坚韧。

问题：

1.记者：灾区重建过程中，会不会市场化进程产生阻碍，一体化的制度在突发事件中效率很高，一些企业在拿这个作为继续一体化的借口？

丁学良：我在五年以前，是这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在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时，中国过去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有他的长处，也有短处。这种体制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有优势，因为这种体制组织能力强，对社会的渗透能力强，这个组织类似于军事性质，自上而下下命令，他的优点是只要指挥中心得到正确的命令，做出正确的决策，就会调动一切资源对付突发的难题。

这次四川地震肯定会给拒绝改革的机构提供理由，但我们也能找到反方面的理由，在一个国家里，突发的灾难面前永远不能缺少军队，但如果通通军事化，经济、学校、企业管理上统统军事化，那是不行的。

我们可以对比缅甸，缅甸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几个国家之一，而缅甸曾是东南亚最先进的国家，这次中国救灾所表现出来的的开放性和自由度跟缅甸成了对比。

2.记者：从保险的角度谈谈这次地震

丁学良：这次地震灾害反映出中国的保险有严重的局限，不过任何一个社会的重大自然灾害，都会促进保险业的进步。我们应该建立分层保险的机制。

简介：

丁学良，出生于皖南农村。1984年赴美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是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现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大学制度和全球化。

争议话题：2005年，丁学良以一句“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论断被推到了备受争议的处境，也被《时代人物周报》评为“2005年十大敢讲真话者”。

问：您觉得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丁学良：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做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如果那样的话，是不可能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独立的研究来的。在西方，也有经济学家当大官，但他们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的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

(本文为记者根据丁学良演讲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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