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亮：这一段时间，最有价值的是纪录片
经济观察报 王小鲁/文
赵亮作品《罪与罚》于2007年11月28日在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高奖“金气球奖”
一
赵亮的《罪与罚》在南特亚非拉三大洲国际电影节上获最高奖。这是一部纪录片。一直以来，电影的虚构与非虚构的划分是让电影节主办者颇费脑筋的问题。有些电影节曾为虚构与非虚构界限模糊的电影开辟专门的展映单元，但这一届南特电影节第一次将虚构类电影与非虚构类电影合在一起进行评奖。《罪与罚》是第一个在这样的电影节制度下获奖的纪录片。
2006年，我曾到过赵亮的工作室，那是他在北京花家地附近租来的一居室，与王兵的工作室相邻。那个时候，我知道他早已拍摄出了纪录片《纸飞机》。《纸飞机》记录了1998年左右北京的一群摇滚青年的空虚生活，这算是中国最早的成熟DV作品之一。也许正如赵亮本人所说，因为与外界交往少，这个作品被观看的次数似乎并不多，所以也少见研究者来进行分析评述。而在更久之前，他已经用朋友帮他买的一台摄像机，拍摄了圆明园画家村被解散的很多素材。那是1995年。但那些素材带一直都放在那里：因为剪辑的困难，加上对素材的没有把握。到了2006年，在宋庄美术馆里，我们看到了两部纪录圆明园画家村被迫解散的纪录片，一个是胡杰的《迁徙的艺术家》，一个是赵亮的 《告别圆明园》。后者就是用那些被弃置的素材剪出来的。
多年以后的历史再现，让很多当事人热泪盈眶。其实这对那些没有直接参与和直接感受事件本身的观众，也有着某种特殊的价值，因为它纪录着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而圆明园事件是当时社会品质的一个重要证明。那两部片子与中国新纪录片的第一部——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放在一起进行回溯，可以构成一段相对完整的历史轮廓。他们拍摄的对象是一个群体——流浪艺术家。《流浪北京》里纪录的人和事，是当时社会发展史中具有前卫性的存在，艺术家们小有规模地抛弃了体制内的工作，在体制外闯荡，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那是一个重要的奠基和起点，是被强力控制的生活初步瓦解的时刻。那个时候，赵亮还是一个学生，他是稍后流浪北京的艺术家之一。在他的简历上写着：1971年生于辽宁丹东，1992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1994年开始自由生活。
若说《流浪北京》纪录了那些“盲流”艺术家所获得的珍贵自由——以贫困和精神煎熬为代价，那么《告别圆明园》则纪录了体制对这种自由的惩罚与报复。那些影像的制作都比较粗糙，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糙点特别多，移动镜头的操作都不如现在这么纯熟，但它纪录了一些重要的状态：当时人们面对摄像机时的反应、摄影者本人的尴尬境遇……这映射着当时人们生存的普遍权利状况。在 《告别圆明园》里，也许是因为在多年后才进行剪辑以及有了更多创作经验的缘故，它并没有抛弃那些当时没有拍摄成功的段落，比如导演持摄像机落荒而逃、在车上掩藏摄像机……这些动作，都作为有机的部分置入了电影中，让我们在拍摄行为上面直接感受到当时社会控制的紧张状况。
这些年来，因为没有成熟的市场可以期待，所以民间纪录片作者的行动，很大一部分就凭热情与信念。而这是有点昂贵的艺术生产方式，需要昂贵的生产工具的配合，中国的私人资本尚不发达，加上没有体制保障，这些纪录者几乎都承受着那种“自由的后果”。民间影像作者的物质生活往往较劣质，但这种状态使他们保持了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生存境遇，也能捕捉到更为普遍化的素材。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许有理由怀疑某些经常做公共发言的大学教授们，他们的许多观点常常会受制于自己的生活范围和交往层次，而且也缺乏田野调查的耐心，对于他者境域的体验往往十分缺乏。
赵亮多年来拍摄的题材，多是人与体制的关系。《告别圆明园》、《罪与罚》都是如此。对一种权利匮乏状态感兴趣，也许是因为感同身受。他自己则是这样说的：“我跟好多艺术家聊过天，我觉得我是得益于拍纪录片，对真实的中国的现实一面有比较切实的了解，有很多画家，只是在城市里生活，他们生活得相对比较优越，他们连地摊都不会去吃，就去比较豪华的地方，更看不到中国大多数群体的那一面。何况是那些官僚们，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后都独立不起来，不是他思想怎么样，而是他的生活本身就和社会脱节了……”
二
如上所述，中国民间纪录人由于没有稳定的市场，所以无法大量制作这类电影。最早的时候，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不仅有相关的艺术冲动，其内心深处还有着独到的对社会的理解，或许还有某种坚定的道德感，同时他们大多很年轻，不必过早计划未来的生存问题。越到后来，这种道义精神越需要物质的激励。你若想去抵制那些民间影像的自我表达，你只需要将其市场毁掉。所以，虽然最近几年中国独立影像几乎拿到了所有国外的重要奖项，但相对于中国人的数量及其拥有摄像器材的数量，创作局面远算不上繁荣。以这些方式工作着的人，经常就是那么几张面孔。
《罪与罚》在南特之外，又获得了多个奖项——曾在西班牙国际电影节上获银奖，并获得3.5万欧元的奖金。这其实对中国的独立制作者是一个不小的刺激，此前似乎只有王兵在欧洲获得过比这更高的奖励。这都是非常偶然的事。我们知道，一般欧洲电影节的奖金，都是象征性的，非常少，但也许这些奖项会让一些人有了说辞，说纪录者们是在接受国外的订货。赵亮以前曾为一些国内电视台打工，也为国外电视台拍过东西，他的创作视角的确更为国际化，但我们可以将这看成是有益的部分。他对于本土的观看和判断，因为有这样的视角而升华。
现在的赵亮已从花家地搬到了草场地，在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主持“活动影像”。北京独立影像在圈子内私下被划为三个派别，这个划分未必准确，但却是一个地理标识。一个是以北京电影学院后院附近的宿舍区为中心，这里住着本校的教师和学生，他们中有几个人经常组织一些小规模的电影活动。电影学院的独立电影活动曾在学校的公开场合展开过，但很快被拒绝，从几年前开始，学院内展映的国产电影，是必须拿到许可证的。如今个人组织的放映活动往往只在一间斗室里进行，观众一般在10人以下。还有一个地方是通州宋庄，这个地方的独立电影展映，虽然参加人数也不多，但活动规模相对来说却是较大的。再一个就是花家地，延展到草场地一带，如今这里展映的规模逐渐扩大。
草场地其实是一个村子的名字，艺术家们在此自发聚居。三影堂就建在这里，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艺术机构，它力图建造艺术与大众进行沟通的平台。赵亮在这里主持活动影像的部分。他的个展最近也在此举行，但是展览厅里却经常是一片空寂。艺术展览是一个社会行动，前卫艺术更是如此，它对于社会有着介入的力量。展览厅是一个广义的政治处所，是社会交流和价值观念得以塑造的场合，但现在这些活动场所被郊区化、边缘化了。一方面，这边缘化来自于创作的天然需要，艺术活动需要一个安静沉思与旁观的空间，且那里租金便宜。另一方面，似乎是体制内力量对于体制外文化力量无意间的一个消解。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一些电影活动能在通州进行，而在城内进行时却一再被禁止。在宋庄美术馆组织的一些放映活动容纳了许多难得一见的影像，但观众极少，因为每次来往时间需要四五个小时，艺术观摩已成为有闲阶层的奢侈行为。
三影堂摄影中心的生存来源于私人赞助，据赵亮介绍，这里的作品偶有赢利，也多是用于自我维持。他们提供免费空间和策展资源，对艺术家是一种帮助。它们远远地存在于那里，虽然不能被许多人更深地接触到，但也丰富了人们对于这个城市社会的想象。如果说在此之前某个领域是平面的，那么如今多了一个异质性的存在，无论这个东西的存在感多么稀薄，这个领域也因此立体了起来。
三
可以看出，赵亮与其他的纪录片工作者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他跟当代艺术有着紧密的接触，所以能够利用前卫艺术多年来积淀下来的资源。中国有纪录精神的纪录者，多是有意识地继承了其他资源，有的纪录者则是继承了过去从事新闻媒体的经验。仅仅是技术专业出身而不是在其他地方有意识地拓展自己社会经验的电影人，往往不能形成相关的视野并拍出这种类型的片子。
赵亮的《罪与罚》拍摄的是一个基层派出所里的寻常故事：警察们如何出警，如何与犯罪嫌疑人周旋。但这里记载了很多暧昧的领域——如何定罪？如何惩罚？一个收废品的老人被叫到了派出所，他从事的是“特殊行业”，在工商部门登记之外，还要到派出所登记，这老人被捉住了，因为他没有带登记证明。后来老人也许是在撒谎，说自己已经年检了，派出所人员不依不饶不放行，并因为他儿子在电话中骂过执法人员，而要求老者代为道歉。老者在这样的僵持之中流泪了，他对着镜头诉说生活的艰难。还记录了一件偷伐树木的事情，派出所人员对抵赖者施以拳脚。
自4月19日开始，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为赵亮举办了个展：《刹那——赵亮的活动影像和摄影》。在这个展览上，他的纪录片中的片段影像又被重新利用，作为一部分材料组成了装置作品，这在新的场地空间中具有了新的意涵。这些作品组合起来，构成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似乎是对这块土地做了视野宽广的扫描。
现在赵亮创作的方向稍有改变。他正在拍一个以长城为素材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分为几个部分，但所有部分都是以自然为主题，没有以人为主题的部分。长城是一个人文的景观，他现在的做法，似乎是清洗掉长城的任何负担，将之还原成一个自然景观。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以前关注这一切，让他的心里觉得“生活得很不愉快”。而现在拍摄长城，他关注的只是机位、景别、镜头运动，只是早晨和晚上光线的变化。
访谈
问：《告别圆明园》是不是你拍摄的第一个DV作品？
赵亮：对。还不是DV，是超8。它还是模拟信号，到DV就是数字信号了。那是1995年开始拍的，那个机器也是1995年买的，花了也有1万多。在王府井商店买的。那个时候根本没有钱，打车都没有钱，完全是一穷二白。平时我给电视台拍点活什么的，还行吧，但是交了房租以后就不剩什么了，买那个设备是买不了。
问：那时候中国纪录片还不是很多，你有参照吗？
赵亮：那时候就吴文光、蒋樾、段锦川、杨荔娜，杨荔娜1997年、1998年才开始制作。就没有看过什么纪录片，《流浪北京》看过，但那个时候就觉得那个特别不好，特别像电视台那种，拉到街上去，摆造型的那个感觉。但它的珍贵价值就在于它的时间早，后来看那个《我毕业了》，洋洋洒洒的那种，那种感情很真挚。
问：国外的有没有看到？
赵亮：在电影学院上学看过很多大师的片段，像弗拉哈迪的。接触的纪录片特别少，几乎都是电视台的那种，像《望长城》啊，《沙与海》啊，那种早期的片子。
问：第一个片子好多就是靠直觉拍出来的。你这片子似乎是2006年才剪出来，之前为什么不剪？
赵亮：最开始其实挺想剪的，一开始想得挺大的，但是又觉得拍得太傻了，就这么点素材怎么能剪出一个东西呢。那时候剪片子也麻烦，不像现在电脑制作，非常容易。也有资金的问题，有懒惰的问题，更多的还是觉得那个东西不是东西，就搁在那儿了。
问：但现在来看是很有价值，很震撼的。
赵亮：这就是纪录片的优点吧，纪录片的最本质的东西，它的历史是最有分量的。你说一个过去的事情，而且资料很少的话，你现在来看，就显得很珍贵。
问：你的片子似乎结构上都很简洁。比如《罪与罚》，就几个故事串在一起。包括那个《纸飞机》也是这样。
赵亮：你总结了我的一个风格，其实我还没有总结过。我知道我自己讲故事的一个状态，我对自己拍摄的气质不是特别明确，但我知道我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有劲的东西，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我做东西有时候是比较强、短而有力的那种状态。做影像，其实是和人的气质有关系的，我就是这样，平时说话直来直去，东北人说话不隐藏，心里有什么也都直接说出来，没有拐弯抹角，作品也是这种，我要说什么就直接说。
问：你现在拍片方式还是单干？全是自己操控一切？
赵亮：对。而且我是由着性子的人，你要逼着我，我肯定做不好。我觉得没到时候，你让我拿出来，我就肯定做不好。我还是缓缓的，让自己舒舒服服的，我想费那么多劲，你再剪不好，有点太浪费了，前功尽弃了，所以还是踏踏实实的，剪好了再拿出来。不能去赶一个什么。
问：《罪与罚》是在你老家拍摄的？
赵亮：从我老家开车20分钟就到了，要不怎么能进入到这里。小城市人和人都是关系，才能好进。
问：当时看到那种执法的状况，你面对那些事实，是一个什么感觉？
赵亮：以前我知道进局子肯定要挨几下打，那是肯定的，这是常识，但是没有看到，没有想到在光天化日之下它就在我面前发生了，一个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小孩，在打一个父亲，那种状况对我来说是不敢相信、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
问：其实拍摄的时候经常有一个矛盾的问题，你拍的这些人跟你相处时是很哥们的，但你又要拍摄他们做的这些你很不喜欢的事，心情会很复杂吧？
赵亮：但你又没有办法，这是事实。再好的朋友在真理、正义面前，是不能含糊和犹豫的。
问：有时候我觉得拍东西——不只是说你拍，是所有这些人在拍摄这些东西——这个行为就是历史正义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真是这样。
赵亮：那肯定是。在这一段时间最有价值的，就是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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