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1）

作者：秦晓

发布日期：2008-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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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秦晓/文 “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即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在此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对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呼唤。

当前，在国内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中，“现代化”是一个更为普遍使用的主题词。这一叙事版本将“当代中国问题”视为一个以经济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进程，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这一进程的主线，而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发展则被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派生的、最终由经济决定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用“现代性”而不是“现代化”来表述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因为尽管两者之间有同一性，但又有着不同的含义。“现代性”是指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等核心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现代文明秩序；而“现代化”在中国的语境中主要是指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福祉的改善，亦被理解为“民富国强”。“现代性”和“现代化”构成了中国一百多年来社会转型的两个不同主调的 “双重变奏曲”(李泽厚)，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前者总是被后者所淹没。

“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提出是理念上和政策上的重大突破。作为理念，需要更深入的挖掘和阐释，使之成为与现代性价值观相融合的体系。“以人为本”不应简约为“民生”，首先要以个人的权利为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秩序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作为基本的政策，要有制度的支撑，这主要体现为对私权的保护和对公权的制约，否则要么变成空泛的口号，要么沦为利益集团获取权力“正当性”(韦伯)的工具。

宗旨

“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应秉承科学精神，倡导开放、包容的学术文化。

科学精神如陈寅恪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将 “士”与“大夫”合为一体，没有真正形成独立、自由的学者群体。八十年代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达成共识，学者由此进入体制，研究也趋于政策导向。近年来许多学者抱怨被排除在体制外，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没有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我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常态下，政府和学术界应既相互独立又能产生良性互动，学者应有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政府应遵循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和更大的包容性。

开放和包容是学术研究应倡导的文化。开放即是解放思想，解除各种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包容即不以一己之见而障目，理性对待不同的观点。研究的过程也是学习、交流、比较、思考的过程，只有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才能使科学精神得以发扬。

科学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学术文化有助于构建研究和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梳理问题、建立框架、扩大共识，推动“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

方法论

学术方法的基本要义是遵循规范、注重实证。

规范性研究方法可以表述为一个分析框架，它包括：确定研究的问题和目标、界定初始状态和约束条件、设定假设条件、寻找影响研究对象的相关因素及其互动关系、选择最优结果并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规范性研究方法也是一个内在逻辑一致性的演绎过程。

实证研究是一种归纳的方法，它根据研究对象在现实中的变化，确定与其变化相关的因素及其相关度。与规范性研究不同，实证研究不预设假设条件，由此可能因信息噪音而失真，也可能发现了规范性研究中假设条件或结论的偏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它看成是对规范性研究的补充和修正。如因影响因素太多，难以界定和取舍，不能建立规范性的分析框架，则要借助实证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它看成是对规范性研究的替代。无论是补充、修正还是替代，实证研究作为学术研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方法，在近年来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和运用。

在方法论上，我们还应摒弃一些错误的习惯性思维。

一是“决定论”。矛盾的双方是一种状态依存的关系，在互动中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任何一方的状态变化都会影响到另一方。一方主导或决定另一方只是特定条件下的暂时现象，条件变了就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都是“决定论”的典型，其影响不只表现在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上，也反映在理念和政策上。如用“现代化”代替“现代性”、用“民生”代替“民主”、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科学技术轻人文、重立法轻执法等概缘于此。

“主要矛盾论”也是一种“决定论”。在常态下，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变化都受到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就构成了一个多元互动的系统。“主要矛盾论”则把事物之间的关系简单看作为一环决定一环良性传导的“因果链”。在这种思想方法指导下，必然是顾此失彼，为改善所谓“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恶化了诸多其他因素，为解决当前问题而付出了长远的代价。只有通过建立分析框架，把握各种因素间的互动关系，兼顾总体和局部、近期和长远，才能找到最优的或代价最小的解决方案。

二是“崇尚理想模式”。研究的目标不是通过 “宏大叙事”构建理想模式，因为它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也不能简单地移植别人的模式，因为离开了人和文化的因素，任何制度都难以建立和运行，种桔成枳就是这个道理。研究的目标应是寻求比现实中的制度安排更优、更好的可替代方案，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优、好不是没有缺陷、没有代价，而是没有替代的选择。

“从彼岸出发”即是“崇尚理想模式”的表现。社会变迁是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约束下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的过程。要想知道中国向何处去，必须搞清楚中国从哪里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岸”，揭示社会形态下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利益结构，才能确立“彼岸”并找到连接传统与未来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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