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2）

分析框架构建的相关问题

“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需要建立一个规范性的分析框架并附以实证的支持。分析框架的形成是一个梳理问题和研究、交流的过程。本节仅就这一框架的相关问题提供思路，也可以将它看作是致力于建立分析框架的一组问题单，框架的主体则是一个有待填补的空白。

1.研究的问题和目标

中国一百多年来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是一个现代性转向的进程，这一进程的目标是构建现代文明秩序。而现代化、工业化、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都不能准确、完整地反映这一进程的实质和目标。

2.相关因素

主要包括：价值观体系 (观念、文化)、制度体系 (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环境。

起源于欧洲的现代性价值和制度体系是否具有普世性，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争议的焦点是：是否存在区别于西方的“另类现代性”。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否意味着已找到了适用于中国且可以超越西方现代社会弊端的现代性目标模式？一个病态的西方现代社会是否应该成为我们转型的目标？

我认为不同民族和文明在价值认同和制度形态选择上会存在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并不等同西方化，而是全球“多元现代性”的构建。但将这种差异视为具有本质上区别或对立的“另类”则缺乏令人信服的阐释，也没有实践的支持。如果“另类”是指转型的路径，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转型路径的选择因每个国家的初始和约束条件不同只能各辟蹊径。

中国在近三十年中通过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经济发展并不是现代性转型的主要标志。在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社会进步、法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经济发展而言，我们也不应掩盖、漠视成就之下存在的问题和付出的代价。这些问题和代价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未能很好地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的弊端，如贫富差距拉大、环境生态破坏、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誉缺失；其二，过早地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病态，如对金钱权力的崇尚和追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人精神世界的孤独和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如果不能正视、解决这些问题，所谓“中国模式”的价值何在？

当代西方社会呈现的病态反映了现代性社会本身的问题和危机，也是全人类在现代性进程中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但这些问题和危机尚不能构成现代文明秩序的瓦解，更不应由此而完全抛弃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价值观。消解性的批判和解构是虚无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的表现，它只能宣告死亡，不能医治疾病。在问题和危机面前所需要的是理性的批判和建设性的思维，使现代文明秩序在自我扬弃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对于处于现代性社会转型的中国，不是要不要学习、借鉴的问题，而是怎么学、学什么的问题，即何该扬，何该弃。在中国，现代性的价值和制度体系也应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只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和当代文化元素相融合，它才能根植于中国本土。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新一代领导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都表现出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探索。现代性在中国根植的基础条件是开放和竞争，只要我们坚持开放、勇于竞争，转型的进程就不会终止，转型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

3.初始条件

中国的国情和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及其对现代性转型的影响。

①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主流意识形态与西方现代价值观的冲突、差异与相融；

②亚细亚生产方式传统和当代中国的政治集权和关系社会；

③强政府弱社会，“市民社会”缺乏生存、发育的空间和条件；

④一百多年来饱受西方列强欺辱和打压所产生的具有 “民族主义”色彩的“爱国主义”，它有民族自强自尊的精神，也有大国崛起的情结，还有对西方文明排斥的情绪；

⑤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或“发展主义的政府”的合理性及由此产生的破坏市场机制、公共产品缺失和腐败现象；

⑥工业化、市场化过程中形成了城乡、贫富的二元结构，一方面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引起人们关注，另一方面民粹思想也开始抬头；

⑦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跨国公司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配置，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 （特别是城镇化）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但加工业的发展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而且造成巨额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动性过剩，形成了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失衡的经济增长模式；

⑧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急剧膨胀的金融业已呈现出与实体经济日益脱离的趋势。它一方面支撑、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价格机制，引发了实体经济的动荡和危机。中国的工业化已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保持经济发展、维护经济安全的基础上推进金融业的开放、改革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重大课题。

4.边界或约束条件

①消除贫困、解决温饱是社会转型的基础；

②充分就业和保持城镇化进程是转型中宏观经济政策的必保底线；

③急于求成和积重难返都会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硬着陆，稳妥而又不失时机地推进这一进程是社会转型路径的选择；

④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捍卫主权和独立，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条件。

结论

1.中国现代性转型的目标确立和路径选择对中国、对世界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现代性的普世性和“另类现代性”的探索在未来一段时期将成为中国学界研究和讨论的核心问题；

3.分析框架的建立是这一研究和讨论的基础；

4.科学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学术文化是这一研究和讨论的宗旨。

（作者系招商局集团及招商银行董事长，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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