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放权让利（1）

作者：马国川

发布日期：2008-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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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马国川/文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经济观察报：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怎样看这30年的改革，思想理论界有着不同的意见。我们知道你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最早提出者，所以想听听你的看法。

周为民：30年是什么概念？一代人的时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在旧体制下生活过，所以对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缺乏理解，年纪大的呢，有些人对这个问题可能也淡忘了。改革之初，大家“咸与维新”，因为旧体制的弊端太突出了。但是一些人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超越旧体制下形成的意识形态。于是在改革攻坚阶段，当一些深层次、高难度、极复杂的问题凸显出来以后，他们就表现出动摇、倒退的倾向。所以现在谈改革，首先要重新回到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基本问题上来。搞清楚这一点，才能清楚地看到改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经济观察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现在看来仍要回答这个问题。

周为民：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呢？因为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到了尽头。这种模式实质上是命令经济、统制经济，束缚生产力，束缚人的自由。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苏联、东欧，这种模式都带来严重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更加突出。一个是“三年大饥荒”，在和平年代导致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极其严重、极其罕见的；再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上亿人受到迫害、打击。改革之前，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物资严重匮乏，人民普遍贫困，这样的经济不是濒临崩溃又是什么？而与此同时，世界特别是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迅速发展，本来就落后的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更显著地扩大。

经济观察报：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改弦易辙。

周为民：如果不改弦易辙会怎样？只有“死路一条”。所以，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其实，改革开放也是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关键一招，如果不改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同样要被葬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现实、最深刻的意义，就是要否定苏联模式。

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什么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什么？

周为民：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带来了人的极大解放和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两个最伟大的历史进步。

第一是反贫困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首先是一项反贫困事业，而且是全人类反贫困事业中最重要的部分。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口10亿，贫困人口2.5亿，占四分之一，现在中国人口13亿，贫困人口下降到了几千万。这样一个成就在全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改革开放是全人类反贫困事业当中最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一部分。虽然现在仍有一些突出问题需要努力解决，但这个巨大成效是不能否定的。

第二，改革开放带来人的自由、解放，并在这个基础上带来社会平等程度的空前提高。

经济观察报：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在评价改革的时候往往认为，物质财富的增加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改革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公。

周为民：这种看法完全不对。恰恰相反，由于改革开放，在人的基本权利方面的平等程度前所未有地提高了。

旧体制下的社会，恰恰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存在严重不平等的社会。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首先表现在城乡隔绝上。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政策壁垒隔绝城乡，强制地把社会成员分成两类人：城市居民和农民。由这种身份不平等带来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吗？这种不平等是怎样打破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一步步打破的。在八十年代，我经常看到，一小群一小群衣衫破旧的农民背着蛇皮袋，靠着墙根，小心翼翼地走在城市街道的边上。每看到这种景象我都很激动，因为从中看到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看到他们挣脱贫困的渴望，他们终于有了进城谋生的自由了，想想几十年旧体制的禁锢，这多么不容易！这种变化是不是空前地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

过去的严重社会不平等，还表现在以所谓“出身”、“成分”制造出巨大的社会鸿沟。至少有数千万的人仅仅因为所谓“出身不好”、“成分不好”，就处在受打击、受迫害、受歧视的状态，根本没有办法在社会上抬起头来，多少大好青年，仅仅因为所谓出身不好，就永远被排斥在大学的校门外，参军、招工等等都不可能，甚至找不到对象，结不了婚。而且，处在这种悲惨的境地，还不能发出任何不满的声音，叫做“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这种严重社会不平等怎么改变的？同样是改革开放改变的。改革开放填平了这种社会鸿沟，多少人才能重新抬起头来，得到基本的人格尊严。

经济观察报：一些人怀念旧体制，认为虽然效率低一些，生活差一些，但至少平均分配了贫穷。

周为民：这些人忘记了改革前八亿农民的生存状态，也忘记了至少数千万出身不好、成分不好而被打击、迫害、歧视的社会群体。不是喜欢讲良知吗？真有良知能无视旧体制的这些严重弊害吗？

过去的严重社会不平等，还表现在旧体制下普遍实行按等级特权分配的制度。有很多特殊的福利待遇、特殊的场所，是老百姓能够染指、能够问津的吗？只有达到相当的级别才能够获得特殊的供应，才能够进入特殊的场所。所以，旧体制下是一个等级森严的身份社会，一切都是按照身份、级别来分配。这难道不是一种显著的社会不平等吗？市场化改革打破了过去按等级分配的体制，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吗？

我认为，现在特别应当强调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社会平等的巨大促进作用，而且是在肯定人的自由，肯定人的基本权利方面促进了社会平等。说改革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实在是大谬不然。

经济观察报：许多人不满的是，如今收入差距拉开了，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贫富差距。

周为民：对这个问题也需要具体分析。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相对于过去旧体制下在各个同一群体中的那种平均主义大锅饭来说，按贡献拉开收入差距是一种进步。当然，对于过大的收入差距也要进行调节。但现在的收入乃至财产差距的扩大，主要不是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造成的，而是由于很多非市场的因素、反市场的因素还在起作用。市场经济要求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市场经济最反对特权，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但现在的问题是市场机制在很多方面、主要是在要素市场上还不能充分起作用，还是旧体制下行政权力控制的方式、通过特权来支配社会资源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起作用，凭垄断、行政权力、特权来寻租、来牟利，这是造成不合理的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应该动摇或者否定市场经济，恰恰相反，应该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

改革存在的四个问题

经济观察报：也不能否认，改革过程本身确实存在诸多缺点和不足。

周为民：我们反对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革的措施、方法都完美无缺，并不意味着不承认改革过程当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30年，有四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个问题是，在渐进式改革中，不少改革措施往往是和旧体制妥协的结果，说是过渡措施，但它们并没有向新体制过渡的能力，反而导致转型过程中的变形，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这是造成很多改革不彻底、不到位的重要原因。

中国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它的基本含义不是说什么都慢慢来，而是说首先在旧体制控制薄弱、鞭长莫及的部分逐步发展新经济关系和新体制因素，进而逐步改变旧体制的生态环境，最终促成旧体制的根本转变。这种方式可以分散改革的风险、成本，减少社会振荡。但它的局限性在于容易因妥协而造成改革措施的变形。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妥协，很多事又做不成。例如搞股票市场，又规定大多数股票不流通，这不很奇怪吗？但不做这种妥协，股票市场就可能迟迟搞不成。可是，这种妥协又导致股票市场的变形，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改革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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