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完美主义者的自我修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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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唐骏是抱着学英语和买房子的目的来到了美国,但是美国给予他的,却远远超过他自己的预期和想象。首先,他学会了演讲。他说他不是一个像马云一样天生的演讲者,而且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天生有魅力的人,但是他有一点特别执着的信念,那就是无论什么,都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勤奋和学习来获得的。于是他就疯狂地看别人演讲的录像,这个“别人”,通常是美国的总统们。他模仿他们的手势动作和面部表情,学习他们演讲稿的节奏,到现在,演讲成为唐骏一个最为人称道的特长。而他也很得意地说,他的演讲风格是很多变的,给大学生演讲,以诙谐幽默为主,给员工演讲则以激动人心为要。“500名员工听完我的演讲,有300多个当天晚上就热血沸腾地回公司加班去了。”
其次,他学会了管理。当然,唐骏自己早已经说过一千遍,他加入微软的目的,就是去“偷师”,去学习世界一流大公司的管理和运作模式。到现在,唐骏始终坚持认为,“管理”是他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最强的一项能力,而不是现在许多人所认为的资本运作。他把他在微软时期的一些管理心得写成文章,总结了几条理论,比如总裁是圆心,和每一个员工都等距离,比如管理员工要感动员工等等。仔细看唐骏写的管理文章,其实很难相信,他的这些管理理论是学自微软,微软本也不是以管理卓越著称的公司。而唐骏的理论,又和我们所熟知的那些跨国企业严格的程序化的有板有眼又铁面无私的管理模式截然不同,充满了中国式的温情和儒家的中庸思想。他从不讲矩阵,不讲平衡记分卡,他说要记住员工的名字,中秋送月饼的时候要附上小卡片,他说只能要求员工做事的态度要端正而不能要求他们每一次都把事情做对做好……
或者,唐骏的管理思想,并不是学自微软,而是微软给了他一个实践和总结他自己的管理方法的平台和机会。因为唐骏并没有学过系统的管理知识,他的学历都是技术类的物理学、自动化以及计算机,而且唐骏第一次留学是在日本,他说在日本的几年其实很重要,第一次接触到大公司的管理,其实是在那个时候。等他到美国的时候,唐骏已经28岁,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完全成熟,当他1994年加入微软偷师的时候,他32岁。所以,唐骏身上所带的那种“海归”的气息并不明显,恰恰相反,他对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习俗非常精通。
这一点,除了让唐骏总结出“唐骏式”管理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帮助唐骏安然度过了盛大时期。
不可否认,盛大的四年对于唐骏来说,异常地艰难也异常地重要,在此之前,唐骏只是被称为中国IT界第一经理人,而到了盛大之后,他一度不被公众所信任,认为他在陈天桥所创立的这家家族式网络公司中充当花瓶的角色。当一切都事过境迁,当唐骏最终以10亿元的身价转会至福建新华都集团,终于成为“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的时候,他终于可以坦然地说,“我过去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案例,就是我的盛大的表现。”他说,在盛大的四年,他做到了别人所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一个海归的有外企经验的职业经理人,能够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成功。许多人都失败了,其中包括唐骏的前任,曾经的微软中国总经理吴士宏,曾经的“打工皇后”。
盛大时期的唐骏是韬光养晦的,当然,对于他和陈天桥的关系,从唐骏那里得到的答案一如既往的“政治正确”。只有一些坊间流传的小故事,暗暗证明他们俩的关系并不像唐骏所描绘的那样云淡风清。据说,唐骏会把发给他的一些邀请函改成陈天桥的名字转发出去,据说直到最后一天,陈天桥与唐骏之间都是互称陈总和唐总,据说唐骏一直在努力让盛大的任何决策看起来都出自陈天桥的手笔,据说唐骏要离开盛大的消息,陈天桥是最后一个知道的……这一切,我们无法从唐骏那里得到证实,但是唐骏对于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发表过一些言论。他说,最重要的是沟通;职业经理人的“辅佐”心态是不对的,职业经理人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公司的合伙人,他的利益和前途是和公司的前途紧紧联系的,而不仅仅是打工的心态;做人要简单,要心胸开阔,要懂得换位思考,这样就不会觉得委屈。
马云曾经说过一句名言,“男人的胸怀是委屈撑大的。”而唐骏这些年的职业经理人生涯,未必没有委屈,只不过他惯于用职业化的语句化解公众的好奇。问及关于权力的问题,他回答说,权力不需要争取,是靠别人对唐骏的尊敬,做事情也不需要权力,靠的是影响力。问及企业家对经理人的信任度问题,他回答说,我加入公司是来做事的,他请我证明他有需要我能力的地方。尽管他也承认,现在中国职业经理人这一行业远未成熟,与民营企业家相信自己什么都能做到而不够信任职业经理人有关,“但是,这是中国的现状,有什么办法呢?”
类似的话,唐骏说过几次,有一次是提到他在微软后期与大中华区总裁陈永正的权力之争的时候,他说矛盾不是人的问题,是公司架构问题,而公司却认为是人的问题,不承认架构有问题。“不能改变状况,只能改变自己,所以我离开了。”
还有一次,是谈到现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他完全不予置评,只是说,“这是现状,每个人都必须适应。”
所以,唐骏和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商业领袖截然不同,因为他太清醒地认识自己,太投入地扮演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角色,所以当他穿着深色西装彬彬有礼地站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专业人士的形象,为此唐骏身上缺乏我们所希望见到的咄咄逼人的气质,也没有多少锋芒毕露的一副我要改变世界的霸气。他是一个敬业的职业的、职业经理人,他的使命就是一个“帮助别人伟大”。
这一点,或许是美国生活经历所带给他的第三个影响,那就是美国在新教伦理影响下所培养出的极致的敬业精神。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到的:“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理念: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有人总结信奉新教伦理的企业家的共同特点是:拼命赚钱与合理用钱相结合。为了赚钱常废寝忘食,私生活却相对简单;强烈的成就感与冷酷无情相结合;严格讲求信用与尔虞我诈相结合。比尔·盖茨是这样的,巴菲特是这样,唐骏或许正打算这样做。
唐骏的成功或许是偶然的,他自己也说,现在大家看一个人成功的道路,都是从结果往前推,因为结果成功了,所以之前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是在现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下,唐骏式的成功或许又是必然的。我们在指摘中国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草莽习气、个人英雄主义和皇帝心态的时候,常常会忽略中国的职业经理人行业是一个极度不成熟的行业。在这个队伍中,充斥着没有职业感、怨天尤人的投机分子,他们一面抱怨自己的收入和自己为企业所做的贡献不成比例,一面却表现出身为二号人物的诚惶诚恐和如履薄冰。当然,正如唐骏所言,这是中国的现状,造成这种现状是企业家与经理人双方的职业道德和诚信缺失,我们在试图改变现状之前,或许可以先参考唐骏这个结果已然成功的案例,一个被美国新教伦理所影响的中国人,在中国当下的商业环境中的中庸思维模式。
或许,当有一天我们都已经成为历史,唐骏这个特殊标本的存在,能够帮助后人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生活的人和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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