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军”与“彼得”间的徘徊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3日去世了。

20世纪以来的俄国作家，可能还包括20世纪以来的整个俄国知识界，索尔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响最大的人物之列。他以作家成名，其《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无疑是苏联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当年他也因此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成员。他后来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而非卢图利、萨哈罗夫、曼德拉、昂山素季这类人权活动家与异见人士获得的和平奖，也表明了他这种的成名身份。

但是，绝大多数诺贝尔奖（乃至类似崇高荣誉）获得者的获奖根据（作品或社会活动）都是他们终身成就的高峰，此后他们作为“名人”并无更大作为。而索翁则属于剩下的极少数：导致他1970年获奖的文学作品乃至他因而获得的头衔（“著名作家”），相对于他此后的著述（如1973年起问世的《古拉格群岛》）和扮演的角色而言简直算不了什么。尽管这些著述被一些从“纯文学”角度出发的评论家认为“文学性”不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著述的震撼力远远超过其获奖前的作品。你可以不承认这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伟大的思想史文献。

的确，索尔仁尼琴终生耗力最大、最为震撼人心并奠定了其文化-思想界地位的两部多卷本的巨著，即流亡前写的三卷本《古拉格群岛》和流亡期间几十年写作而直到临终都并未出齐的十卷（十六册）《红轮》，都很难说是“文学创作”的作品，至少索尔仁尼琴自己从不把这两部大书叫做“长篇小说”，乃至“报告文学”。他把《古拉格群岛》称为“文学性调查初探”，而《红轮》则被称作关于俄国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全景历史”。尽管从文学角度讲，这两部书也展示了杰出的语言技巧。他娴熟地使用大量从古典到民间、或雅至生僻、或俗至“粗野”的丰富表达方式，在嘻笑怒骂间抒发了他鲜明的价值观、人生态度、政治立场和对众多重大问题的看法。然而，与借“文学形象”间接表达作者思想的文学作品（包括像《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他本人的作品）不同，索尔仁尼琴虽在其中“创作”了大量生动形象的词汇或旧词新义，诸如“群岛”、“土著”、“下水道”、“水流”、“癌扩散”、“犄角”，乃至“古拉格群岛”与“红轮”这两个书名 如今都已作为新的政治-社会词汇而流行，但这两部大书并未塑造什么“文学形象”，既无“主人公”也无离奇情节，它们都使用真实的人名、地名、时间、空间与事件，直截了当地对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展开讲述和评论，并在其中融会贯通了他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种种思想文化传统的褒贬与取舍。实际上，这是两部思想内涵丰富、表达方式生动的史论-政论性作品。那种为时代立言的气慨，令人想到中国宋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志，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