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经济衰退几率等于零(1)

网络版专稿 实习生 吴丽 当未来很不确定的时候，有时候看看过去，会帮助我们从被经验证明有效的办法中吸取力量。当今这个世界，中国需要这样，美国恐怕也需要这样。回到被证明有效的办法中去，才能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很有意义。

改革开放是被逼出来的

在座的各位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见证人。我谈谈我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些体会。

对改革开放，我最深刻的体会是：如果要问改革开放从哪里来的，它应该就是被逼出来的。这个“逼”，是促进人类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30年前的中国，处在这个被“逼”的环境中。在当时，第一，人口数量非常多；第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屹立在世界，非常不容易；第三，我们原来选定的体制，困难重重。我们当然可以用宣传的办法，每天莺歌燕舞，说形势大好，但走进中国普通人民的生活，你会发现很多问题。10亿人口，其中8亿农民种粮食，都不能让中国人民吃饱饭。1978年人均收入不到134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实物，粮食、柴火都算进去，现金部分只有二三十块钱。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只有一般的贫穷，这个力量还都不足以逼出一场改革。另外，中国一些局部地区、甚至全国较大范围出现了饥荒，这才逼出了体制的变更。
包产到户是30年前发生的改革。包产到户有个前提，就是允许农民有块自留地。自留地哪来的？就是饥荒逼出来的。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天灾占3分，人祸占7分，是政策、体制、作风出了问题，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这当然威胁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稳定，所以就逼出一块小小的自留地——自留地所有权是公家的，使用权交给农民。所有在农村待过的人发现，同样的农民在自家地里的劳动和在集体里的劳动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好制度要扩大。要扩大还要靠逼。1978年，安徽、内蒙、贵州遭遇恶劣天气，面临饥荒威胁，这时候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就产生了。仔细回想，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为什么老能摸到石头？因为底层总有变革的要求。收入没法提高，会没有人想办法吗？生活不能改善，会没有人想办法吗？中国底层不甘心，总会有人去试。

为什么1978年能开始改革开放呢？一个是客观实际“逼”着不得不做，是底层自发的活动；另一个是得到了上层的承认，提供了合法化的空间。早在1956年下半年，温州就已经有了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但在过去，经常是底层应付困难的办法不容易得到国家上层的承认，很难合法化。不合法化，就不能持久，就不能变成制度。

改革开放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不得不做。改革要触动传统的观念，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逼着不得不做”的力量。中国所谓有希望，就是基层总有厉害的人。都说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其实你到温州去看，计划体制下就已经有人在搞所谓“地下工厂”，问题是那个时候没有合法地位，今天打一枪后天就被抓起来了。邓小平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当国家处于“被逼”的环境时，他会做一个反应，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国家机器不能高高在上、脱离实际，以为只凭教条和书本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而是要从底层的实践活动中吸取力量。改革开放，就是这么一个底层自发的努力慢慢被国家上层结构吸收的过程。

我自己很幸运，30年前也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得到了回黑龙江参加考试的机会，从而可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到了北京，又遇到一个机会。当时党内一个开明人士杜仁生（音），他给年轻人去调查研究的机会，于是我可以参与农村改革的调查。中国这么大，底层生活这么丰富，南北方都有创造。下去调查，把调查的东西拿来，互相比较、鉴别，从中发现合理因素，然后先用短期政策承认，再把这个政策长期化，如果发现效果好，上升为法律、国家制度。这就是我体会到的改革。

现在回头看，这么一套朴素的办法，实际就是实事求是的办法，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就走出这么一条路了。原来在教条的想法下，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公社、公有制，那就是全盘公有，归公的土地越多越好。斯大林的体制，是按照马克思思想让全社会成为一个超级国家公司，组织生产。听起来是有道理，可以避免重复生产。可是一实践，发现有问题。一个是信息成本太高，搞不清楚无数的消费者需要什么东西。另外激励机制不够，中央计划机关下的命令需要很久才能传达到底下去。这样的话一层一层怎么管好工作？超级国家公司的模式，对付战争、对付法西斯很有效。到了今天，用举国体制集中精力解决一个问题有效，但要让和平时代千百万人改善生活，这个体制就没效。邓小平的厉害之处在于运转了超级国家机器多年。他曾经是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他知道信息成本之高。北方过去冬天没有蔬菜吃，要储存大白菜。这样的事情年年要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亲自批意见、亲自抓。没有高级领导人抓，这个机器就转不动。这种困难大家都感觉到了，但怎么走出来？就是要尊重下面基层的创造，大胆开放，把企业放进来，这些企业用不着层层请示，厂长、经理有自主权。基层总有些厉害的人不罢休，要求得到自主权。东南沿海属于“战争前线”，国家没有布多少企业，但是也总有一些厉害的人在工业、商业里打转，寻找机会，甚至以当时看来非法的手段改善生活、创造市场、抓住机会。邓小平的政策，就是从这里头发现的。芜湖的傻子瓜子，炒得好，邓小平文献三次提到傻子瓜子，就是不许党内左的力量去随便动它。现在回头看，中国从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解套出来，就是因为能够充分尊重地方、底层的实践。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总有厉害的人，总有不善罢甘休的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么一个底层自发的努力逐步得到国家上层结构承认的过程。

当然，这里头是不平衡的。我们的多种企业、经济有了发展，我们的民营企业得到了承认，这些都是今天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础。但我们要看到，这个改革的进步是不平衡的，在别的领域，比如政治领域、行政体制领域不那么配套。邓小平说过，如果改革没有均衡地推进，到一定时候就很难推下去。

什么东西会把中国进一步往前推呢？最近大家都讨论困难，讨论威胁，讨论次贷危机、华尔街金融风暴，我们不应该只研究这个事件本身，而是要借机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抽象出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好的时候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坏的时候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因为坏的时候会形成一个“逼迫”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