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2）

会议亲历者眼中的历史

其实，关于莫干山会议上的情况，会议一结束代表们就已经带到了全国各地。1980年代的媒体很少，但他们对年轻的改革者能够影响国家决策的大事当然也不会忽略。发起组织莫干山会议的媒体之一《中国青年》杂志，于会后曾就双轨制被中央采纳发表过一篇对华生的专访，并在1985年第4期刊发。文章详细描述了会上华生等人如何提出和向领导汇报放调结合的双轨制的情况，其中有这样的表述：“围绕价格改革，会上旗分三色，势成鼎立”。国内权威理论期刊《经济研究》也在会后立即约我们5人写作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一文，刊登于1985年第2期。

1990年代后，大家关于莫干山会议价格改革的回忆基本大同小异，如徐景安的回忆文章，谈到会上有三派观点，张维迎是放派，与双轨制并无关系（见《领导者》杂志2008年2月刊）。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会议参加者，著名的价格研究专家、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李晓西教授的文章。他当时是莫干山会议上价格组讨论的活跃人物，并于1987年发表过《从双轨制到市场化》的论文，对双轨制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的意见。1999年，当时他还在国务院研究室担任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在点评自己这篇1980年代的论文时，对当年双轨制的产生作了一个完整的描述：“‘价格双轨制’是1984年全国第一次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理论研讨会即‘莫干山会议’提出来的。在此之前，价格管理中也有过类似规定，但形成很大影响并被推崇为经济改革的主要思路，则是自这次会议始。在‘莫干山会议’上，有三种价格改革方式的争论：一种主张价格以调为主，这是以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同志为代表；一种主张价格以放为主，这是以张维迎同志为代表；还有一种主张搞价格双轨制，这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华生、何家成同志为代表。回过头来看，以调为主思路趋于保守，……价格以放为主，……可能欲速不达，反导致改革失败。多数人认同价格双轨制的观点。……这种思路，后来也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首肯。因此，价格双轨制成为价格改革的一项重大政策出台了。”（见《二十年观察与思考：李晓西论文集》，1999年）。

莫干山会议上的三派观点确实在主报告中被去掉一条，归纳为两种思路，但是，被归纳和去掉的恰恰不是别人而是张维迎的观点。这是因为会议的大多数人和组织领导者认为，放出一个自由市场价格的观点过于激进，并不可行，而调的观点领导已经知道，因此，在会议向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汇报时，决定只派华生去汇报双轨制思路，同时会议提交的两个价格改革建议分别指派田源、华生起草，作为附件，并由徐景安归纳这两个建议写成“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作为主报告内容之一。而张劲夫同志和国务院领导很快批示肯定了放调结合的思路。对此，莫干山会议的一个重要参加和组织者，也是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后的工作单位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陈一谘有很清楚的说明。

他回忆当年曾向国务院领导当面汇报会议情况，介绍“莫干山会议上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最激烈。第一种意见比较激进，认为价格必须全面放开，不放开不能形成市场机制，原则上对，但具体操作性不大，提出这种意见的青年学者了解西方经济学，但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第二种意见过于稳健，认为当前只能做价格调整，调的比价比较合理后才能进行价格改革，问题在于主观的价格调整永远不可能调的“合理”，调出一个价格机制来；第三种意见被会上多数人接受，以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华生、张少杰、高梁为代表，认为能放开的价格必须逐步放开，以形成市场机制，放不开的价格则进行行政指令性调整，叫作放调结合，先放后调。这种办法可以逐步扩大市场份额，使指令性计划的原材料和产品比重逐步缩小，最后达到大部分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问题在于可能出在有些人会利用两种价差搞投机，但不可能有完美方案，只要利大弊小就可以”（见《前哨月刊》2006年5月）。所以，对莫干山会上的情况，对于这个会议所有的参加者来说，都是清清楚楚的。

如徐景安表示，他据实回忆了会上三派不同观点的争论，张维迎见文后给他这位体改所的老领导做工作，但无论张维迎如何“启发”他，他实在回忆不出莫干山会上张维迎和放调结合、双轨制有什么关系，无法为张维迎做证。张维迎又以知识产权为由，坚决反对徐景安公开发表他们两个人就此进行的对话，因此他是不得已才去写文章澄清张维迎的说法和《经济观察报》的相关报道。

奇怪的是，张维迎当时在会上和整个1980年代，从未对大家公认的说法表示异议，而到了20多年后要彻底翻当年莫干山会议的案，对我们所有这些参会者来说，听到后不免瞠目结舌。莫干山价格讨论的一个主要代表田源，在一次众人聚会上听说，张维迎自称提出了双轨制，并说服了莫干山会议上的大多数人，田源当众发问“不可能吧？他真的这么说了？不会吧？”听到别人肯定的答复后，田源不无讽刺地反问“他参加了莫干山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