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的官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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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记者苏琦 1933年4月的一天中午，摩根财团高级合伙人、美国前财政部长助理拉塞尔·莱芬韦尔邀请沃尔特·李普曼共进午餐，商讨如何为罗斯福结束金本位提供舆论上的支持。莱芬韦尔对李普曼说：“沃尔特，你必须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再也担负不起把自己束缚在金本位上的后果。在这之后，也许罗斯福就能够采取行动。”李普曼的专栏见报的第二天，罗斯福公开主张结束使用黄金，让美元与金本位脱钩。

这是摩根财团第二次与联邦政府就黄金问题展开合作。上一次是在1895年，当时老摩根联手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承销了6500万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黄金债券，成功筹得350万盎司的黄金，从而一举拯救了濒于崩溃边缘的美国金本位制。

虽然此前罗斯福已经否决了对莱芬韦尔财政部长的任命，摩根财团的高级合伙人们还是认为，凭借自身的金融实力，绵密的政经关系网和对新政府的主动“示好”，他们在整个二十年代与共和党政府的亲密关系将会在罗斯福治下得到延续。

他们大错特错。一场风暴正在袭来，即将把他们从荣誉和权势的宝座上打翻在地。一场旷日持久举世瞩目的官司不仅将使摩根财团丑闻缠身，还将令他们面临分拆的命运。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金融帝国，其挽歌已隐约奏响。

天边的小黑点

1929年10月下旬，当杰克·摩根从苏格兰打松鸡归来的时候，成千上万破产的小民正在华尔街上奔走呼号，其中一些人不惜跳楼自杀以宣泄自己的绝望之情。此时，杰克·摩根的超级游艇即将在缅因州的巴斯市试水，工人们正忙忙碌碌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

摩根家的游艇都以海盗命名，到杰克·摩根时，已经是海盗四号了。四年后，愤怒的人们纷纷咒骂摩根财团为“华尔街的海盗”，令摩根家族游艇的名号充满了宿命的色彩。然而在当时，华尔街的风暴似乎没有给摩根家的惬意生活带来一丝一毫的阴影。

那年的圣诞夜，杰克·摩根和15个孙子及孙女在马蒂尼科克角度过了一个温馨的夜晚，尽享天伦之乐的杰克愉快地看着嬉戏打闹的孙儿辈们，称他们为 “我在农场上看到的一群小猪”。他已经开始憧憬新年的项目了，那就是和他的朋友英格兰坎特伯雷大主教科斯莫·兰德一起乘海盗四号去巴勒斯坦度假。

这一切和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笔下的纽约市政厅外的公共厕所判若天壤，那里是不少流浪者聚集的场所：“流浪者聚集在这里，享受一点平静和温暖，暂时中止一会儿绝望的情绪……这种景象是如此令人恶心、作呕，足以使人心酸得说不出话来。而附近的曼哈顿大街建筑则在冬天冷酷的寒气中耀眼夺目。再走过去一点便是华尔街，一个周围由无数庞大银行建筑组成的城堡……在寒冷的月色中，仅仅几步远你就会发现世间最悲惨的人间地狱，而紧邻的却是拥有世界巨额财富和权力的富人们的人间天堂。”

在一如既往的荣华富贵和表面的平静之下，一个风暴眼正在形成，虽然在起初，它只不过像远在天边的一个小黑点。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针对华尔街的调查最初是由摩根财团的亲密朋友胡佛总统发动的，其最初的靶标并非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而是他心目中破坏股市稳定的“大量抛空”者。胡佛认定这些空头投机家身后有着民主党的恶毒势力，而民主党操纵股市的目的，是为了羞辱他复兴经济的努力和谋求连任的企图。

1932年初，胡佛总统要求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开始对卖空行为进行调查。

失控的听证会

调查的头几个月一无所获，胡佛总统揪出“民主党黑手”的努力成了报界嘲笑的题材。包括摩根财团合伙人在内的华尔街的银行家们，私下里都讥讽胡佛的偏执和臆想症。

然而，调查虽然在揭露民主党的阴谋方面没有进展，但却成功地将人们的注意力拉回到20年代。不少股票联营基金是做空的主力，当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被纳入听证范围后，人们逐渐发现，他们操纵市场的手法大致相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手法中的大部分均发端于投机盛行的20年代。

关于1929年的惨痛回忆重被勾起，随着听证会的深入，公众的情绪犹如愤怒的葡萄一样在一天天膨胀。一个 “寻找罪人”的逻辑链日益清晰起来：眼下的大萧条是由大崩溃引发的，大崩溃则是华尔街的不法之徒蓄意操纵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此前所认定的由于人们的贪婪而招致的惩罚。

大多数联营基金是由银行发起成立的，然而当公众要求有人为1929年发生的事情道歉时，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不愿承担这个责任。相反，他们希望胡佛的下台能够让这出他们眼中的“复仇”闹剧就此打住。

怀抱着这个目的，摩根财团高级合伙人拉塞尔·莱芬韦尔1932年夏末和当选呼声日高的总统候选人罗斯福进行了交流。莱芬韦尔说：“银行家们实际上不能对1927-1929年发生的事情负责，有责任的是政治家们；既然如此，为什么银行家要做虚假的认罪呢？”罗斯福冷冷回应道：“我希望银行家能向我承认，在1927至1929年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舞弊行为，并能看到银行家们现在全心全意支持防止这种状况重演的措施。”罗斯福在私下里曾对助手说过，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就是不能和23绑在一起。”华尔街23号是摩根银行所在地。

罗斯福的冷峭预告了华尔街银行家黯淡的前景，但真正熄灭掉他们头上光环的是一个来自意大利西西里的小个子，53岁的前地区检察官助理费迪南德·佩科拉。由于他的出现，针对华尔街的听证会自此后被称为“佩科拉听证会”。

多米诺骨牌

1933年1月，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任命佩科拉为听证会律师，月薪255美元。在罗斯福宣誓就职之前，佩科拉就已开始发动强有力的攻势，国民城市银行成为第一个牺牲品。佩科拉经过调查发现，国民城市银行在20年代通过1900多名推销员将大量高风险的拉丁美洲债券推销给大众，而此前银行已经掌握了有关这些国家内部问题的评估报告。更为恶劣的是，该银行还把自身发放的问题贷款加以证券化，然后通过自己的证券公司卖给投资者。储蓄与证券之间的防火墙已然坍塌。

比国民城市银行更肆意践踏储蓄与投机界线的是大通银行。其董事长艾伯特·威金通过做空大通的股票狂赚了几百万美元，而令人发指的是，他进行这场投机所需的资金是从大通银行借贷得来，数额前后高达800万美元。

这些发现犹如地震，颠覆了人们对华尔街的信任，所谓的自由市场自律的神不过是巧取豪夺的海盗。卡特·格拉斯，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定银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缔造者，在当时说了一个著名的笑话：“我的州里有一个银行家试图与一个白种女人结婚，结果人们对他处以私刑。”

面对群情激愤，上任伊始的罗斯福敦促参院银行委员会进行一场更为全面的调查，以查清“恶劣银行行为的所有影响。”在对那些公众银行进行了猛烈攻击后，佩科拉将枪口对准了那些“自己制定规则而不受任何检查”的私人银行。摩根财团首当其冲，考虑到他们的财富和权势，以及在美国银行界盘根错节的关系，指望他们会独善其身是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在对国民城市银行的调查中，摩根财团的连带问题已经露出冰山一角——摩根为了维系国民城市银行与谷物交易银行的合并而提供的1200万美元贷款，超出了摩根净资产5%的这一法定上限，而其后合并失败造成的重大损失，严重损害了储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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