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眼中的经济危机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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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记者苏琦

被危机殃及的年代

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在给中国造成现实中的麻烦的同时，还给中国的精英们带来了一场头脑风暴。对麻烦的应对和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最后形成吊诡的历史合力，将中国经济送上了一条国家统制经济的道路。

现实的麻烦主要体现在陷入危机中的日本加紧了对中国侵略扩张的步伐，最终通过策动“满洲事变”攫取了中国的东三省。此后国联调解的失败，在让中国人被迫咽下屈辱的苦果后，也加紧了自身应对一场越来越迫近的全面战争的步伐。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国防和资源委员会的成立，以协调全国之力抓紧建设和备战。

此外，为加速从衰退中复兴，美国在1933年放弃了金本位，又于次年通过《白银法案》，宣布将白银在货币储备中的比例提升到1/4。此举大大拉抬了全球银价，加速了中国的白银外流，进而令“废两改元”后中国的银本位岌岌可危，最终在1935年被迫放弃了银元，改行有管理的通货——法币。法币改革的实施，削弱了地方银行的实力，大大加强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金融管制能力，这与国防和资源委员会的产业整合能力相结合，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们也纷纷反思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 “弊端”，称赞苏俄“有计划”的工业化的好处，而马寅初、王云五等人更提出“统合经济论”，提倡在国家的规划下更有目标地发展经济，避免工商业的无序竞争。在这些物质和思想准备的基础上，抗战期间战时经济的需要更强化了经济的国有化倾向。

及至抗战胜利后，眼看 “经济统合”的成果被四大家族攫取，预期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演变为大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们颇有一种“悔不当初”之感。国民党之在知识界“失宠”，除了政治上的不民主外，经济上的化“国”为“家”也是主要的肇因。

再次令人感到吊诡的是，四大家族聚敛起来的巨额财富在解放后被没收，成为国有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而为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前提，进而为计划经济的实施铺平了道路。

反观独立后的印度，尽管尼赫鲁特别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面对颇有实力的、凭借其《孟买宣言》在精英层中赢得相当号召力的私有经济部门，只能采取竞合模式，终其一生的努力，虽于国有经济有所壮大，但印度经济始终是一个混合所有制经济，而未能演变成一个以国有部门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

隔岸观火的年代

1973年6月29日深夜，美国头号资本家老洛克菲勒的孙子、大通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和他的妻子佩吉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进行了一场会谈。那天下午，戴维刚刚同有关部门签署了一份协议，使大通成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银行的第一家美国代理行。

据戴维回忆，那天晚上周恩来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国际经济和货币形势。周恩来向他问及了美元的疲软以及美国的高通胀率和国际汇率的波动问题——“对于美国的经济问题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总理似乎十分担忧，并让我解释一下国际货币体制。”

戴维·洛克菲勒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讲起，讲到马歇尔计划，五六十年代以美元结算的国际贸易的迅猛增长和随之产生的欧洲美元市场。他还谈到60年代中期因约翰逊的“大炮加奶油（同时增加军费和福利开支）”财政与预算赤字政策造成的美国通货膨胀。这些政策导致了收支逆差，加之欧洲美元市场的抽离作用，最后迫使尼克松决定放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率，事实上宣布了美元的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也随之破产。

在这一个小时的基本情况介绍即将结束的时候，戴维总结说，给美元带来麻烦的是错误的经济政策，而不是美国经济的根本痼疾，“如果我们实施更加审慎的经济政策，美元还会再次坚挺起来。”

戴维形容这是一次“喜人”的会谈，周恩来总理的浓厚兴趣和友好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戴维回忆说，周可能太注重礼貌了，没有纠正他的错误看法，因为他怀疑周实际上认为，困扰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严重问题，并不是他所说的冒进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肯定是包括周恩来在内中国精英层在当时的普遍认识。然而，令顾准等中青年经济学家感到困惑的是，尽管资本主义陷入了“滞胀”的泥淖，但类似1929年那种 “资本家往大海里倒牛奶”式的生产过剩性危机毕竟没有重演。虽然官方版本教科书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资本主义的危机并没有结束，还在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不断出现，但过去那种主要从实体经济出发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式的解释模式显然已经过时了。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而不亡”、“腐而不朽”让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开始反思西方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由市场形成的供求决定着资源的匹配，尽管有波动，但是效率很高，而且其波幅已经因凯恩斯主义而有所熨平。以此为出发点，中国改革派经济学者开始沿着从 “按价值规律办事”到“价值只能由价格来体现”，再到“市场是形成价格的最理想场所”的路径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曲折前行。

然而，总体来说，这一时段的中国经济学者的目光尚未能脱离实体经济的窠臼，对于西方因“货币管理”问题而导致的资本市场的动荡及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依然陷入解释性困惑——彼此的观照指标和话语体系实在是差别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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