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东德：波澜不惊二十年(1)

2009-08-13

金雁

经济观察报金雁/文

“新欧洲”之旅

自2003年《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出版以来，我虽然对东欧国家转型的现状仍很关注，但这方面的文章写得少了。这首先是因为，我原本的专长是研究“苏联东欧”的历史，而不是现状，对于“苏东剧变”之前的旧体制，也主要是关心该体制“从何处来”，而不是它“向何处去”。也就是说，我主要研究的是，东欧地区（其实主要是俄罗斯）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节外生枝”地“岔”向了奥威尔描述的那种“1984年”式的体制，而这个体制怎么又会“岔”回“主干”去，应当是另一个课题。但是天赐机缘，使我于1990－1992年间在波兰学习访问，恰巧亲身经历了那场“剧变”以及剧变之后的“阵痛”时期，于是我的研究方向就顺理成章地转向了东欧的体制转轨。

现在，绝大多数前“东欧”国家的转轨已经尘埃落定，我们以《十年沧桑》一书对这一段的研究做了总结之后，虽然仍然保持着对这片土地现状的关注，但主要兴趣再一次转回到了历史。

星移斗转，“十年沧桑”之后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其间，国内听闻到的消息，多以“剧变”是如何糟糕为主调。所以，“阵痛”时期的东欧报道自然很多。但在进入“第二个十年”之后，东欧的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走向复兴，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尤其是已加入欧盟的那些国家，已经开始了一场“新欧洲追赶老欧洲”的比赛。在这一情况下，“消息人士”则似乎把视线移向他处，不再对东欧感兴趣，于是就有了所谓东欧“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说法。

直到去冬今春，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国家才再次走入国内媒体的视野。那些关于“东欧”转轨国家在此次危机中受到重创的消息，以“东欧沉沦”、“东欧危机”、“东欧陷落”、“东欧贫血症”、“东欧遭遇滑铁卢”、“第二波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等语句为标题，屡屡见于报端。另外，今年又刚好是东欧转轨二十周年，很多朋友对此很关心，希望我们接着撰写这些国家的第二个“十年沧桑”。

恰好在7月，我们有机会去德国、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六国做了一次考察旅行，其中波、捷、匈、斯四国都是转轨国家，就德国而言，我们拜访的柏林、勃兰登堡、萨克森和萨克森－安哈特等州也都在前东德的地盘上。所以，除了在奥地利的一天外，我们的旅行基本上就是一次“新欧洲”之旅。虽然只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转轨二十年之后，在当前的“金融危机”期间的世道民情与社会风貌。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这些国家对“东欧”这个概念很排斥。因为作为自然地理概念的“东欧”，本来只指俄罗斯，我们此行拜访的各国传统上都被视为地理意义上的中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地方也都是德国与奥匈帝国这两大“中欧强国”的版图。将这些国家归入“东欧”，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时期的政治地理观念。如今波、捷、匈、斯等国均自称“中欧国家”，以区别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诸国等 “巴尔干国家”以及前苏联范围内的“独联体国家”。不过，“中欧国家”这个概念与转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其中的奥地利、瑞士、前西德等都没有转轨问题），而新加入欧盟的这几个转轨国家现在又以“新欧洲”自居，以区别于非转轨国家的“老欧洲”和尚未加入欧盟的其他转轨国家。

我们的一位英国朋友对“新”、“老”欧洲的分法颇为反感，他认为这是美国人喜欢的一种说法，“他们不愿看到一个一致对外的完整欧洲”。尽管如此，我们拜访的这些国家的媒体上确实常有 “新欧洲”的说法，而这些媒体未必亲美。一般认为，“考试”合格加入欧盟就意味着“转轨”大功告成，所以“新欧洲”国家主要是作为“转轨完成国家”区别于“转轨中国家”的，而不是区别于“老欧洲”国家的。鉴于这几个欧盟新成员国的情况的确有些不同于塞尔维亚这样的 “转轨中国家”，我们的观感或许不能涵盖后者，所以将此行称为“东欧之旅”、“中欧之旅”、“转轨国家之旅”，确实都不如“新欧洲之旅”合适。

前东德：“资本”不愿来的“资本主义”？

1990－1992年我在波兰做访问学者时，曾不止一次地去过这些中欧国家，但后来多次去俄罗斯各地，而没有机缘重返中欧。所以行前我心里多少有点悬念，不知将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欧：是像剧变之初那样风云变幻令人眼花缭乱的中欧？还是在“危机”冲击下一蹶不振的中欧？

我们最先进入的是前东德，除了一些苏式的街道布局中留下的旧体制的痕迹外，这里的就业、社会福利、移民等各种问题都已经和原先的西德一样，融入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过去的东德因为与西德近在咫尺，可比性十分显著，由于处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地带，故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是东欧各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民众生活最好的国家。尽管如此，它当年的人均GDP仅为西德的1/4，职工收入为西德的1/3，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进出口贸易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于西德20年。当时东德与西德的说法不同，东边说“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西边说“只有生活好才能生产好”，东边是“勒紧裤带增加生产”，西边是建立“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从1945到1961年，总人口1664万的东德竟然有350万人逃往西德，也就是说超过1/5的人口流失，而且期中许多还是各种人才。这场“逃亡潮”对东德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构成了极大的冲击。赫鲁晓夫对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说，“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与资本主义竞争了”，于是就有了柏林墙。但是，高墙的修砌也并没能阻隔人们对西边的向往，从1961到1980年，又有近20万人成功逃亡，但也有许多人 “越狱”失败，喋血高墙，演成无数惨剧。1989年剧变时，东德游行队伍高举的口号就是：“我们要像西德人那样生活！”

剧变之后德国政府采取一步到位的“输血”政策，以庞大的财政支持包揽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从1991到1999年，西部向东部“输血”高达7740亿马克，为东部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前东德公民的个人存款可以按1：1的比率兑换成西德使用的马克，这为前东德提供了其他东欧国家所无法企及的优势，于是仅用了五年时间就全面实现了经济转型。前东德因为由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包下来“买断”，因而成为整个前苏东阵营中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的一员。

但是，德国东部目前也是中东欧地区民众心理落差最大、牢骚最多的地方。道理也很简单：现在这里的人们不是将自己的生活与过去相比，而是与西部的同胞相比，这与其他转轨国家民众对于更为富裕的“外国”的感受是不同的。

其他转轨国家在“阵痛期”，都曾有过民众收入一度降低的情况，但在前东德地区，虽然在“剧变”后的第一年里，大批工厂的关闭导致产值下降，但仅仅东部与西部的马克按1：1的比率兑换一举，就使前东德居民的腰包一下子鼓起不少，购买力大大提高。前东德生产的低档（在“东欧”算是高档）“卫星牌”轿车曾经满街都是，在剧变之后，一下子就被西德的高档车淘汰掉了。（我们这次在柏林帝国教堂附近看到一辆“卫星”，众人纷纷拍照，仿佛看到了大熊猫。）在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就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德国东部与西部差别并不大，其主要原因是，全德统一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东部人去西部工作，这两个因素使得人们的收入趋于平衡。

但这样的“拉平”并不能填平自尊心上的落差。前东德地区大批 “低效率”的工厂关闭后，代之而起的第三产业与旅游业并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虽然统一后的德国政府以各种优惠政策鼓励西部资本到东部投资，以实现东部制造业在更新换代基础上的复兴，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二十年来，西部资本在东部投资的数字看起来很大，但大多是房地产与第三产业，制造业投资并不多。

为什么呢？说来有些讽刺：恰恰是由于剧变之后德国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迅速实现了社会福利、劳工权益的“拉平”和收入的接近，从而使得西部的资本在东部得不到多少廉价劳动力的好处，更不可能开设“血汗工厂”，以产品回销西部。另一方面，欧洲一体化使西欧企业可以更多地使用外国劳工，而东部的专业人才又前往西部就业，所以西部的制造业企业宁可就地雇用土耳其或巴尔干诸国的蓝领和来自东部的白领，或者到比东部更贫穷的转轨国家投资，甚至不远万里到中国来输出 “资本主义”，也不愿去东部投资设厂，“剥削”那里的同胞。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生产的德国品牌的汽车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东德地区的产量。

对于西部企业而言，德国统一带给它们的真正机会就是全国市场的扩大，使它们可以瞄准东部人鼓起来的钱包（虽然未必有西部人那么鼓），大力推销自己的产品。这样的举动自然在两边都引起了抱怨。东部人怪西部人：“我们的企业被你们的竞争搞垮了，你们又不来投资而只是倾销商品，搞得我们没了工作”；西部人觉得更冤：“我们掏了那么多的‘统一税’来提高你们的收入与福利，使你们买得起我们的高档商品，以至于西部经济因此而减速，对此你们不感谢，反倒抱怨。说什么我们‘倾销’，你们自己不愿买‘卫星牌’，难道也要怪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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