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新时代，对亚洲有什么启示(1)

《里斯本条约》是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性超越

首先我想说，《里斯本条约》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欧盟就完成了所有27个成员国议会或公民公决批准，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曾经书写过“欧洲梦”的地方的当代欧洲人办到了。这是欧洲各国整体利益的现实需要，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背景下迈出的充满智慧和勇敢的一步。《里斯本条约》的生效，是对奠定“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的又一次历史性超越。

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和作为世界秩序的国家主义体系，是从843年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到“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逐渐建立起来，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运动带到了包括亚洲和中国在内世界各地。

如今，“国家主权”意识早已深入人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荷兰全民公决否决了的《欧盟宪法条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捷克总统克劳斯才一再地为批准《里斯本条约》设障，向欧盟发难。尽管与《欧盟宪法条约》相比，《里斯本条约》少了许多国家特性的东西，如欧盟的“国旗、国徽、国歌”等等，因而27个成员国中，只有爱尔兰对此进行了全民公决，其他国家均由议会批准。但实质上，基本保留了《欧盟宪法条约》中的内容，一旦执行，将给欧盟的组织运行机制和决策过程带来不小变化的同时，也是对成员国“主权”的相对弱化。比如，组织层面的变化有：将新设常任欧盟理事会主席(类似总统)，任期2年半，可以连任，取消现行的轮值机制；合并欧盟外交委员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职权，设立新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类似外长)，全面负责欧盟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决策层面的将发生本质性变化，这就是，将有更多领域划入“有效多数表决制”的范畴，在司法、内政等一些敏感领域，欧盟成员国也不能“一票否决”，这简直是对成员国“主权”的直接削弱。但同时，也将大大提高欧盟的决策效益。

20世纪的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维克多?雨果和温斯顿?丘吉尔的“欧洲合众国”理想的被重新唤起。欧洲的经验，是果敢地走上和解共存的利益共同体(Community interest)之路。从《布鲁塞尔条约》 (1948)到《罗马条约》（1958），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终于完成了欧洲的重新统一。这是一种尊重民族差异和文化个性基础上的统一，欧洲联盟与联合国不同，它是实实在在的国家集团。而这回，被看作是《欧盟宪法条约》的替代和简化版的《里斯本条约》的生效将使欧盟得以向更民主、更透明、更高效的方向迈进。一旦12月1日正式实施，将为加速欧洲一体化带来实质性改变，欧盟也开启了新的时代。

所以，从这些变化看，说《里斯本条约》，是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性超越，一点也不过分。

当今世界，又一次走到了何去何从的世纪转折点上

那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国家主权概念，为什么在如此深入人心的当代世界会被超越或者说需要重新整合呢？这就要对20世纪至今的历史作一简要的回顾，并从国家政治和地球政治两个层面考虑问题。

从国家政治的角度上看。两次世界大战后，从“冷战”到欧盟东扩，似乎很清晰地标识出这样一条螺旋式上升的脉络：从攻伐争斗，到和解共生！以冷战结束为分界线，如果说自二战结束到冷战终止的40年间，国际秩序形成的由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两大阵营斗争均势，由于中国国际战略（1970年代）的改变，形成了明显的自东向西的实力转移；那么，在冷战结束以来的20年间，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转向全球化、多极化之际，由于俄罗斯改革的成功、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印度的奋起，则自西向东的实力转移是显而易见的。

特别是，当今世界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实体的情况是：如果说仅有200年历史的美国，如今在其内部早已走上了和谐共生之路，而对外尚在谋求王霸之道；那么有着上下5000年历史的中国，其内部仍然没有跳出王霸权谋大一统的理路，对外却（由于财政联邦下的政府型市场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另一方面，地球作为人类公共家园，要求人类组织起保障涵盖所有主权国家的所有公民的尊严、自由和安居乐业的治理机制，加倍快速地革新我们的理论思维和制度建构。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外层空间、族群冲突、文明冲突、网络民主、移民、黑客、恐怖主义、重大自然灾变、跨国传媒和跨国公司带来的去国家化、去区域化、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确定性增加，特别是2008美国金融风暴等重大挑战和重大机遇，这个世界已经变得“一损俱损，一荣共荣”，再不可能“一枝独秀”。一句话，世界需要新型国际关系秩序体系，需要所有主要大国之间（而不仅仅是民主国家或权威国家），特别是公民与公民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及建立强有力的多边制度。

那么，这种新型的国际政治秩序体系最可能的形式是什么呢？它将是一种建立在国家实力扩张基础上的竞争体系呢，还是一种由国际规则来框定的合作体系？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念，更涉及到当今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诉求。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主权国家政治价值的转型与整合，人类很可能将“由地缘政治及其权力关系向生态政治及其共生关系”的转型与整合。欧盟、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五大政治实体，各自都存在自己的问题，比如美国，主要是外部“国家形象”问题；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几乎到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地步的中国，主要是内部“社会结构”问题；俄罗斯和印度，主要是内部“经济结构”问题；欧盟呢，主要是“欧洲梦与美国梦、中国梦、非洲梦”的融合问题。同时，不管它们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五大政治实体，都具备了推行“多边主义”，同时也都将具备推行“单边主义”、“双边主义”的实力，诚然，根据“地缘政治”逻辑，五大政治实体采用哪种政治策略取决于哪种政治策略对其最有利于其国家利益。这似乎无可厚非，然而，如果照此逻辑演绎下去，就是说，比如本来就是多边建构和多边主义的倡导者欧盟，作为奥林匹克精神发源地的欧洲也被迫继续拖进这条以“地缘政治”为轴心表现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故道，如果有着合纵历史经验教训的中国，不能与欧盟结成更为紧密的战略联盟，以共同推行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的新型国家形象和国际政治新秩序，那么，古代中国“治乱循环”历史悲剧就难保不会在今天的世界舞台重演！

数千年来，国际关系就是权力关系，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地缘政治中。到目前为止，处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地缘政治原则。现实中在可以见到的未来，仍然如此。但是，走老的路子，确实有很多问题，这个大家都看到了，但是新路子有没有呢？如果有，五大政治实体才可以说“对人类作出新的贡献”。毫无疑问，当今世界需要新的智慧引领前进。

从“农耕文明”时代走过来的人类，如今正从“工商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如果说农耕文明时代奉行的政治价值观主要是经验主义和权威主义，工商文明时代的价值观主要是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那么，生态文明时代的价值观，就是天下主义和共生主义——发轫于中国古代和欧洲工商文明中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与生态学原理，以及东西方均出现过的大同思想、乌托邦思想、大和思想。生态文明时代最终能取代工商文明时代把人类大和的共生理想诉诸现实么？因为，生态文明的突出特征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包括国家集团和国家联邦）的和解共生、合作共生、和谐共生。因此，人类的整个生活方式——包括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倾向、价值观念及其行为——都将面临根本性转变。比如经济系统将纳入生态系统而不是把生态系统纳入经济系统，倡导和谐、简约和理性消费；在政治治理上，不再是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而是强化人类整体利益、世界利益、天下利益的优先性，倡导全球治理和世界公民意识；工商科技发展不再是人类改造自然掠夺自然的工具，而是系统修复生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人类将超越工商文明时代的资源性机械自然观而突显整体环境的有机自然观；生态文明时代不仅会继续关注普遍人权，也更强调“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的责任与普世价值。

因此，那种建立在以权力关系为中心思维向度——即把现行世界政治体制划分为“威权政体轴心”和“民主政体轴心”以及非此即彼的选择倾向——将远不足于适应新型国际秩序的建立。如果说“地球人的特征”，果真是循着“神圣人、英雄人、经济人、生态人”的脉路演进，如果说包括老欧洲共体在内的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利益共同体，还带着现代主义主权国家时代的对抗性思维方式的烙印，那么我想，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创建一种比“利益共同体”更加能够承载人类共同命运并与新兴的生态文明、创意经济相适应的世界性制度，我把这种世界性制度，叫做“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sis）。

当今世界，又一次处于何去何从的世纪转折点上。为了促进公民共生体的成长，我们不仅需要提高智商，更需要提高情商、乃至灵商，我们不是工具，我们是人，我们需要爱，不只是对自己国家、民族和利益共同体之爱，还要人类之爱，健全的人不只需要科学，还有价值，需要灵魂。总之，主权国家时代的无限增长、对抗性思维、强者施恶，必须被超越与整合。唯其如此，人类才能迎来同处世界公共家园的各民族的真正融合与和平。因为，真正的民族融合，必须建立在发挥个人（公众）、政府、社会三大自组织力的基础上。三大自组织力一个都不能少。而要做到这一点，还要在信仰的意义上，还原到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位公民的良知、良心、良能的三位一体——世俗上帝！

在这个意义上，欧盟27国批准《里斯本条约》这一历史事件表明，欧洲人再次以实际行为，率先实行欧洲区域的整合，也为世界做出了一个积极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