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面包时代”（上）(3)

12:48

2010-03-05

金雁

“面包不是自由的交换物”

赫鲁晓夫时期，首先是爱伦堡在1954年发生中篇小说《解冻》开启了苏联“解冻”文学的解冻时代。紧接着，作家杜金采夫发表小说《人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在该书中重申了1863年“巡回画派”诞生时的宣誓话语，“面包固然重要，但它不是自由的交换物”，他引用赫尔岑的话说，“争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天的自由，要让活着的、各自有其目的个人获得自由，使他们自由追求他们认为神圣，并为之行动、奋战，也许舍身以赴的目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译林出版社2009年，（上册）10页）。诗人叶夫图申科反对把“诗人”和“战斗员”、“宣传员”划等号，他说，现在对普希金的阅读也失去了个人认同的权利，在过去俄罗斯文坛上，诗人就像帕尔那索斯山上的神一般享有崇高地位，诗歌王国要胜过沙皇的权力，人们要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痛苦、沉思和理想，如果把诗人的作用划定在意识形态吹鼓手的范围内，必然会导致“地下诗人圈”和“隐士文学家”的出现。他们试图冲破社会文化领域出现的“荒漠化”和“自我封闭化”禁锢，纠正谎言时代。爱伦堡曾以“黄金时代”的作品作为例证说，十月革命前两托（陀）、契柯夫和高尔基等人想些什么就写什么，喜欢什么就写什么，而不受行政官员和某一级组织的管辖和监督，才能够成就他们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地位，而在一元化的领导下所谓思想无禁区、研究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什么时候真正做到过？真实的情况是“和领导保持一致”，“党中央是最高的裁判员”（葛罗米柯语）（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5月，545页）。“意识形态纪律”是文学家必须遵守的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刚刚开启的“解冻”潮流很快就戛然而止，上述作家都遭到了苏联作协组织的集体批判，爱伦堡等人在这种意识形态强势面前，只好以保持沉默的态度维护自己的尊严，这种低调姿态后来被人概括称为“沉默的理论”。

紧接着，《真理报》发表社论，首先明确不能对社会主义的“真理”和“正义性”发生怀疑，“英明伟大”的党是绝对不能批评的，如果产生这种想法在客观上就陷入了反共的立场。其次强调党性原则是高于所谓资产阶级的“公正性”和“客观性”的，只有政治上立场坚定，以党的是非标准作为最高准则，排斥任何“中立主义”和“历史真实论”的“经院派”的论调。针对有些作家提出的，文学家“没有祖国，没有君主，只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传承”的说法，《真理报》批驳道，假如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些人没有祖国、没有亲族、没有朋友的人，不就落到了人类中最不幸、最龌龊的一类了吗？和禽兽有什么区别？第三，党报提出要搞“意识形态净化运动”，指出党养着你们这些作家，需要的就是“驯服工具”和意识形态的吹鼓手，需要的就是前赴后继的涌现“歌德派”，苏联作协下属的所有的文学社团只能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文学的认知功能和思想探索功能都可以隐去，它的主要功能只剩下一种就是一种宣传功能。在党的领导下，文学艺术的功能就是塑造和培养适应这一斗争要求人物和叙事的，一定要改变19世纪黄金时代 “文学就是人学”的概念，而变成了文学就是“服从党”的政治学的提法。

为此，苏联作协专门进行过一次关于“面包与自由”的讨论，讨论前，斯大林讲话说，这个体制所需要的人要么是听命的臣仆，要么就是敌人，面包提供给臣仆，镇压机器是给敌人准备的。最后参与讨论的人表示，在一方面“原子化”的社会和另一方面强大专政机器的国家里，每一个软弱的个人在国家的强势面前都只有服从的份了。如果在“面包”和“被镇压”之间只能二者择一的话，好像只能选择“面包”了，因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全系一处，要养家糊口不能丢了饭碗，在这种“别无选择的选择”的情况下谁还敢以“黄金时代”的俄罗斯作家的创作自由来论证“文学和政治体制之间的错位关系”。由于社会的单一化和强力部门的严格控制能力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吞噬掉个体，个人与集体保持一致和服从性成为了苏联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苏联时期的作品缺乏真诚，大部分当代的作品如同唱片一样一再重复《真理报》上的口号，能够发表和出版的大多是粗制滥造、矫揉造作、千篇一律的奉命文字。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1933年获奖的普宁因其作品的“灵魂”扎根在帝俄时代，是对“俄国文学一个迟到的承认”，而被苏联定义为一个“堕落到君主主义立场上的反动家伙”，由于他“自绝于自己的祖国”，被取消了国籍；1958年获奖的帕斯捷尔纳克迫于国内的压力宣布拒绝接受诺奖，一年半后郁郁而死；1970年获奖的索尔仁尼琴立即被苏联作协革除教门，1974年被剥夺国籍并驱逐出境；1987年的获奖的布罗茨基在1964年被流放，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只有1965年获奖的肖洛霍夫得到国内的热捧。

“幸好我们还有萨哈罗夫”

在这种“集体魔法”中，每个人都以逃避责任为上策。害怕掉了饭碗、害怕肃反委员会、害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害怕克格勃，害怕被找去谈话，害怕承担责任、害怕受他人牵连，在人性的尊严被剥夺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包装起真实的一面，大家都在竭力表白，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顺民，我选择了顺从、选择了 “从众的随大流”。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放弃”，大家都以自身的利益为最高目的，每个个体被操纵、被量化、被控制、被吸走了能量，成为没有轮廓没有个性的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充满了谄媚味道，为向上爬而丧失自我，更多的人人格分裂，人们讲话分公开场合与私地下两种，是不能互换的。表面上看似是一种不得已的明哲保身，实际上混淆了善恶、“变成了罪犯的帮凶”。1934年“基洛夫案件”以后，“告密”成为忠于还是反对现政权的标尺，政府鼓励人们 “打小报告”，公开招募“告密者”，迫使人们在惊恐不安的氛围中向强大的专政机关靠拢。诗人多马尔以形象的手法描述说：谎言！谎言嵌入我的肉体，肿瘤在向我呐喊，不要除掉我们，我们留着同样的血液，脓疮在哭诉，我们是你唯一的装饰，唯一的美好，继续滋养我们吧，这不会让你损失什么！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只有一把肉眼可辨的短剑，但它是真实的，所以可以致命，但它真的太小了，我随时都有失去它的危险。

所有从外界观察苏联文艺界的人都会发现，你根本听不到任何不同于主流观念的声音，知识界的思想已经被磨得没有棱角，只有那些不针砭现实的考据、考古、古文字等学科可以一枝独秀，人文知识分子的奴性和虚伪成为惯性，同时也是他们的个人利禄所系，因为他们只有听话，才能有所收获，只有思想对路，才会进入日益膨胀的特权阶层，乃至从平均主义的樊笼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新贵。把个人改造成傀儡，以利于大一统的专制统治，纪德说：文学受到了严厉的监视与制裁，“苏俄是普及谎言的，在那里甚至连眼睛都可以受骗”（纪德：《访苏归来之补充》），“俄罗斯不是一个提出诉讼的地方，但是西伯利亚是一个流放的地方，在今天的苏联，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比任何国家都更加缺乏自由”。纪德同时说：“在苏联不管一部作品多么美，只要它不紧跟路线，就会遭到羞辱，美被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人也是最早觉醒的人，也必然是道德范畴上的“痛苦人”。

“面包时代”主宰了苏联知识界很多年，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赫尔辛基协议”以后，“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知识界里才有人站出来质疑“面包时代”。就像萨哈罗夫所说的，“最初我认为自己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并认为社会主义是很好的”，即便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损害到个人的时候，我也认为是暂时的，是外部环境导致的，后来我发现权力是根本，那些发动革命、信誓旦旦保证在革命成功后要给予人民自由的许诺，只不过是一种动员手段罢了，革命以后国家机器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描述地“弱化”现象，反而更加垄断、更加残酷、对人民的强制性约束力和汲取手段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索尔仁尼琴说，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被暴力所摧毁，它不但是禁止了舆论自由，而是强制性的桎梏一个民族的心灵，并根除其记忆，“谎言有时自身也会被欺骗了”。苏联人把当时的官方两大媒体《真理报》与《消息报》说成是“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

后来曾被普京总统奉为 “国师”的利哈乔夫评论萨哈罗夫说：“在一个不幸的社会里，敢与权力抗衡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没有他，俄罗斯人就会永远蒙受耻辱，只有他说出了我们所有的人想说的话，他保全了我们的荣誉，他一个人证明了整个民族存在的价值，改变了我们对权力的认识”，“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将被称为‘萨哈罗夫时代’”（《俄罗斯思考》（下卷382页）。幸好知识界里还有萨哈罗夫这样的代表。利哈乔夫明确地指出：“有的人写作、教书、创作艺术品是按照别人的订单行事，是为了完成任务，是本着党、国家或单位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订货要求的精神行事，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根本不是知识分子，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只有那些在信仰上不受约束，不受来自经济、政党、国家压力左右，不屈从于意识形态义务的人，才算得上知识分子”（同上。355页）。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本文在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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