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金雁/文 本报在2010年3月1日一期刊发了金雁教授的长文《东欧、俄罗斯的“面包时代”》的上半部分，该文探讨了东欧与俄罗斯历史上特殊的“面包时代”现象，在那些时期，“面包”超越了人类所有的其他目标，成为了唯一的追求对象，历史被压抑，记忆被封存，犬儒主义流行，社会上充斥谎言，那是一种混沌恶浊的生活状态，甚至出现文明倒退、是非不分、人性丧失的可怕景象。苏联和东欧一向是我们看待自身问题的一面镜子，为了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本报本期刊发该文的下半部分，以供读者思考。

苏维埃帝国下的另一个欧洲

二战后从地理上处于德国与俄国之间的 “二等欧洲”（这是东欧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一种蔑称）诸国，根据《雅尔塔协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些国家虽然身处中欧，却在很多方面具有西欧文化的特点，这使它们有了一个带有政治意义的地理概念——东欧。1947年东西方大国拉开“冷战”序幕，苏联建立共产党情报局来统领下属的各共产党，要求他们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按苏联的榜样搞建设。苏联不顾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和他们正在探索的适合自己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粗暴地推行所谓的“东欧苏联化”的“莫洛托夫计划”，把它们变成 “地理上相邻的复制品国家”。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造强制实现了统一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没收了服务业、商业、工业中的私人企业，取缔了市场，统一调拨物资，实行计划分配。到1948年底捷克20人以上的公司几乎绝迹，匈牙利工业的83%、波兰的84%、罗马尼亚的85%、保加利亚的98%都归国家所有，1949年又开始咄咄逼人地摧毁私人小业主和单干农民。 所有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人统统被作为“政治犯”送去劳改，捷克的1300万人口中有10万被以这样的罪名拘捕，这还不包括大量的 “行政清理”人员，在总人口900万的匈牙利有1/10的人经历过被捕、监禁和流放。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东欧各国立即涌现出改革浪潮，6月17日东柏林40万工人发动工潮，保加利亚工人也行动起来，苏联害怕引起传染性的连锁反应，对局势失去控制，于是赶紧通过操纵各国党内的 “保守派”替换“党内民主派”，强压下拟议中的改革方案。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出炉后东欧各党再次出现改革呼声。在1956年和1968年，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都以不同的抗争形式力图摆脱苏联的控制，苏军大兵压境，以坦克粉碎了东欧人民探索的希望。克里姆林宫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只拥有有限的主权，一切民族主义和“特殊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不允许的，任何要想跳出莫斯科掌心的做法都会引起军事干涉。捷共领导人姆利纳尔后来回忆说，1968年当每个捷克政治局委员身后都站着一名手持武器的苏联红军时，我们每个人“对社会主义的观念一下子都退到了底”。这时东欧民众的反苏反体制的共识达到高潮。

因为苏联占领者以及他们所扶植的“莫斯科傀儡”政府的“合法性”严重失缺，苏联仅靠刺刀下的军事占领和严厉的镇压手段无法控制局面，在惩罚性报复过后，那些唯苏联马首是瞻的“莫斯科派”靠政治垄断也无法从制度结构中获得合法性，于是他们很快就调整策略，在政治控制严格不放松的情况下，允许东欧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经济自由化”，以经济怀柔的方法来平复民众的敌对情绪，修复苏军占领的民族创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方面东欧各国大举借外债，在经济上“讨好”民众，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过去“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做法，扩大消费品的生产。虽然各国仍是短缺经济，但是供应的商品丰富起来，赫鲁晓夫式的 “火柴盒”房屋尽管简陋难看，却也大大缓解了人们的居住压力。在苏联住房一般只占家庭预算的4%，东欧也大抵如此，在保加利亚，职工工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得到国家转让的住宅产权。到20世纪70年代东欧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汽车、电视这些当时的高档消费品有了稳定增长。在波兰，1975-1989年人均拥有私家汽车的数量增加了4倍，到80年代匈牙利与捷克每10户人家就拥有4台电视机，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

“后政治化”的东欧各国执政党试图以“胡萝卜加大棒”的物质与刺刀并用的软硬两手来诱导人们顺从，波兰在盖莱克当总书记期间，硬通货债务增加了大约3000%。为了与教会争夺农民，波兰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给个体农民提供了社会和医疗保险；捷克在所谓的“正常化”时期，硬通货债务增加了12倍；匈牙利更以靠借债发展经济而闻名。到20世纪80年代，东欧各国平均的债务都翻了10倍，波兰、匈牙利则翻了20倍。到剧变时匈牙利外债总额积累已达226亿美元，人均2300美元，匈牙利最后一任总理米克洛斯这样直白地表述贷款的分配方式：“我们将贷款的2/3用来偿还利息，剩下的1/3用来进口消费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以及西方的私人银行都乐于向这些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贷款，这种借债“过日子”的方式后来直接影响到剧变后的经济转轨模式。

“专政与消费社会的历史会合”

一时之间东欧国家处在 “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消费至上”的社会氛围内。有人据此评论说，东欧各国执政党发生了转型，它虽然依旧还是一个专政的政府，但其追求目标有一个本质的改变，与过去的激进的乌托邦理想相比，东欧各国的体制发生了某些“去意识形态化”的改变，变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怪胎，执政党从廉洁清贫的政党变成了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集团。过去它们是残酷而不腐败，而现在变得腐败而不残酷。它们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抛弃了清教徒式的革命口号，由于政治理想的 “崇高性”和“可信度”大大剥落，上层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和物质的兴趣，它们对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学说、甚至文化传统都不感兴趣，而只对政权本身发生兴趣。这种“逆向淘汰”机制通过从统治集团中淘汰掉富有独立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理想者，把没有创造力的顺从者和执行者留下来的方法实现了“革命党”向官僚集团的转化。正如苏联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阿玛利里克所说的，“这种当局的唯一目的，应当是自我保全”，它们既不想“复辟斯大林主义”，也不愿头顶“残害知识界”的恶名，“它只想让一切照旧：权威得到承认、知识界保持沉默、制度不要为危险的和标新立异的改革所动摇”。这时的政权表现得不那么刚性，不那么原则，在实用主义和趋利性的驱使下斗折蛇行，为“保权而发展”使它变得可左可右。

统治集团首先在经济方面做出一些让步，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加推广。“为人民服务”的提法让位于赤裸裸的为私利的巧取豪夺。把政治掩盖在经济背后，成为了一种很流行的统治手段，许多官员都变成了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两面派。他们不再提艰苦朴素，不再提勤俭建国，不再自我标榜是清正廉洁的典范，不再高调唱 “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而是公然提倡享乐主义，拼命地鼓励人们享受物质生活。过去统治者是把国民当成服从性的 “螺丝钉”来看待，现在执政者则是把国民当成不关心政治的消费者，选择用物质享受来消弭政治诉求，从强制人们服从命令转变到以物质诱导人们安心当顺民，只要放弃政治追求，选择追求生活无忧，选择与政治制度无关紧要的附属品，选择“为五斗米折腰”是会有安稳的“好日子”过的。这样不但可以让人们为私利斤斤计较而转移了注意力，更可以让人们懈怠和慵懒，执政者也可以获取合法性。捷克保守派代表比拉克说，过去我们张贴海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必须要在商店的橱窗里摆满了货物，我们才能够用文献记载我们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捷克总书记胡萨克说：“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于用物质生活的方式来缓解大众的不满情绪。”接替纳吉的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说：“只要提供商品让老百姓高兴，哪怕社会主义模仿资本主义我也满足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于卡达尔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地下经济的 “商品与服务业黑市”，到20世纪80年代初，据估计匈牙利有9万地下私营从业人员。波兰的巴尔采罗维奇说，过去我认为社会主义就像纸搭的房子一样脆弱，现在看来，只要资本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提供资金，社会主义就会存活下去。它需要 “利用他人的资源为自己枯竭的电池充电”。苏联有个政治笑话：勃列日涅夫带着他妈妈去看他的别墅、汽车以及特供的奢侈品，他妈妈说，“真好啊，孩子。可是列恩尼德，要是共产党来了怎么办？”

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后，由于国家以福利换自由，以及大力压缩社会功能，使得每个独立的个体离开了单位就像印度的“贱民”一样无处安身立命，单位不仅是一种工作场所，更多地成为一种依赖和寄托，加之消费风气的蔓延，玩世不恭的思想成为主流，社会腐败和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物质消解的这一手果然比一味镇压更为有效，很多人纷纷写“悔过书”认罪，并“反戈一击”重新站队，成为热心的整肃者，有些甚至比原来的保守派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在不久之前都还是纳吉和杜布切克改革的积极拥护者。捷克改革派领导人姆莱纳尔说，“只是在经历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人们才开始看清了谁是谁。”政治事件后的物质利益满足造成了 “沉默的70年代”。东欧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陷入了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 “集体魔法”，或者说麻木地接受了现实。这就是东欧的“面包时代”，它被哈维尔等人称作是“没有头脑的时代”或“自我毁灭”的时代。米兰·昆德拉说：在这种世界里，“人们对前景一无所知，一切行为变得机械化，职员们并不关心他们所做的工作的意义何在，只和一堆匿名的文件发生关系，更糟糕的是，他们是文件中一个个错误的影子，也就是说他们甚至没有权利作为影子而存在。”国家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作为回报人们在政治上保持沉默。东欧的“泛政治化”一下子变成了“政治冷漠化”，似乎那里的人们完全忘记了风起云涌的1956年和1968年，沉浸于物质化的日常生活中，就像时间进入了一个“历史休止期”。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一：“脑袋撞不破墙壁”

思想没有被泯灭的东欧知识界仍有一些人在苦苦思索，他们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有人人犬儒化的“集体魔法”？他们认为造成“面包时代”的首要原因是高压统治带来的恐惧。匈牙利事件后，匈牙利确立了对“挑动罢工”处以死刑的法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有几千人为此丧生，另有341人被判刑和处死，总计有2．2万人因 “参与反革命活动”被关进监狱，1．3万人被关进拘留营，还有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估计有占总人口2%以上的人逃离了匈牙利。“布拉格之春”后的大清洗，1970年全党更换党证，50万人被开除出党，主席团和书记处50%以上的人被开除，70%的企业领导人被撤换，1/7国民（200万人）受到株连，20万人流亡西方。在和平建设时期除了大量的苏联驻军以外，东欧国家都运转着庞大的强力机构、军事和警察部门，让“远离火线的军人在后方依靠别人的鲜血而活着”的最好办法是把矛头指向本国民众，以震慑的方式让整个社会在“恐怖制度”面前低头。恐惧社会的压制性是造成两面派人数增多的直接原因，整肃之后人们的态度发生转变，并不说明这些人的想法改变了，只是他们害怕表达自己的真实信念，当然不排除其中有一些投机者。

在政治环境的苦难面前屈服的另一个原因是，历史上这些民族的挫折感是造成他们“集体生存的恐惧”的心理特征。上述国家在历史上多次经历过动荡，受尽了大国的欺辱，遭受了被侵略、被外国占领、军事失败、政治幻想覆灭、付出的努力得不到回报等挫折不断的历程。他们自称“小民族”。小民族的概念不是数量上的人多人少，而是指一种命运多舛的民族悲剧。米兰·昆德拉说：小民族的概念“是指一种状况，一种命运，他们在历史的这样或那样的时期，都曾从死亡的前厅走过，永远面对强大者的傲慢，永远看着自己的生存被威胁或被质疑，因为他们的存在是问题”。因此他们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受害于大国的 “小国”，苏联制度和慕尼黑阴谋都是以牺牲东欧国家为代价的，他们的历史就是在纳粹和苏联的交替恐怖中延续下来。近代被欧洲出卖的教训使他们认为 “布鲁塞尔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只有美国才能帮助这片旧大陆”（亚历山大·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14页）。这也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这些转轨国家的左中右都有很多“疑欧亲美派”的原因。罗马尼亚的埃米尔·齐奥朗在1936年出版的 “有关小文化的悲剧”一书中说，这些民族随时担心可能突然被从地图上抹去，谈论一个国家的死亡或者消失，在西欧人看来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话，因为要想要消灭、征服、或者同化，在一天之内发生的政治灭亡只不过是一个夸张的比喻，而对东欧国家而言则是明摆着的事实，他们都曾经面临从地图上暂时或永远消失的窘况，他们都有过 “丧失历史圣地，民族完全或者部分归顺于一个外来强国”的经历。他们感觉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超出了他们反击的能力，“我们这些欧洲的孩子，是伴随着恐怖和怜悯来理解人类生活的”。在这种状态下，生存就会上升到头等重要的意义，“脑袋撞不破墙壁”的理论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