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杨方：一洗凡马万古空

考中进士已经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三年一次殿试录取不过三百余名，多少人直至白头却考不中一个功名；点翰林更是士子们梦寐以求的，除非考中进士且成绩优异，否则决无可能；如果不是翰林，此生无法入阁拜相。清朝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两员，正一品，位列文臣之首。满人当官自有捷径，在此不赘，汉人非经数十年且要有万里挑一的幸运，否则不可能得此职。大学士之下还有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员，从一品，位列六部尚书之上；六部尚书满汉各六员，由于各省总督均挂兵部尚书头衔，他们同样有升任协办大学士的资格，因此协办大学士是一道高门槛，极难跨越。一旦越过此门槛，升任大学士的可能性就很大，毕竟是上面有四个名额，而能升迁者只有两员。

清末翁同龢以帝师之尊任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实为光绪皇帝之下，众臣之上的第一权臣。当时的首辅为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他因甲午战败失势，闲居京师贤良寺达5年之久。此时已年过花甲的翁同龢为了升任协办大学士，指使袁世凯前去劝说年过七旬的政敌李鸿章不如以退为进退休。宦海中打拼几十年的李鸿章是何等老辣，一眼便看穿翁、袁的本意，大声呵斥老部下：“不要再说了，不过是翁同龢想得到协办大学士而已，我退休了，他正好依次递补。你告诉他，如果别人开了缺我管不着，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可见，即使是状元出身、贵为帝师、掌握朝权的第一权臣想当协办大学士也不那么容易。同样，李鸿章如何会将官位甘心拱手相让？翁同龢和袁世凯纯属与虎谋皮。但翁同龢的运气着实不差，没多久，年近八旬，刚复任协办大学士不到一年的李鸿藻病故，翁得偿所愿继任，但没有一年即被罢官发还原籍看管，四十余年宦海沉浮一场空，终于没能再进一步升任大学士成为“状元宰相”。

中国科举自隋创始持续一千余年，成熟于宋，鼎盛于明清。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洋人对科举制度赞誉有加，因为相比于同时代欧洲贵族世袭垄断政权的统治制度，中国科举制度无疑更为合理、开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公开、公平的科举制度改变自己的命运，进入帝国的统治精英阶层，即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中国的科举制度为西方借鉴采用。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了文官考选制度，随后被英国政府采纳，于19世纪中叶形成了西方最早的文官选拔制度。讽刺的是，就在同时，中国的科举考试内容陈腐，培养出的只是大批无法因应时事的八股专才，因而迅速沉沦，于1905年被朝廷彻底废止。

西方的文官选拔制度虽然在形式上模仿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但在考试内容与实质上却截然不同。西方的文官只是事务官，并不随民选政府进退，他们政治立场中立，以自己的专业服务于政府，保持政府运行的高效、连续、稳定与公正。文官不仅执行部门首长政务官的政策、命令，同时他们也运用自己丰富的经验提出自己的建议、意见，影响政策，因此文官们被称之为“永不更迭的幕后政府”。政务官们虽然担任行政首长，位高权重，但囿于任期和选举的结果，能上能下，可谓是一步登天，一步落地；而事务官们则循例逐级晋升，主要按照资历享受丰厚的待遇，但职位止于次长，因此也决无“非分之想”，各安天命，同舟共济。

相比之下，中国的进士、举人们经过漫长的数十年寒窗，大多数人是用整个家庭、家族的财力供养，终于其中有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人博得了功名，自然要回报，而回报只能在官场。在数百万的中国士子中，翁同龢是佼佼者，他年仅26岁就高中状元，真可谓少年得志；仕途也是一帆风顺，更为两朝帝师，自然孜孜以求的就是中国文官们的最高理想“状元宰相”。但历经宦海几十年，深蒙皇帝厚爱，最后也落得个一切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