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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27
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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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的性别歧视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默克尔女士是德国历史上首任女总理,因此在她与时任总理施罗德激烈竞选时便格外为世人关注,中国也不例外,媒体对此报道颇多,并纷纷预测她胜算几何。当时,国内一家报纸在介绍这位欲夺总理宝座的女强人时这样写道:“默克尔作为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理候选人将在大选中与施罗德决一雌雄”(《光明日报》,2005年9月2日)。如今尘埃落定,默克尔女士“变性”称“雄”,施罗德先生“变性”为“雌”。当然,这是笑话,只是一句我们“习以为常”的“成语”。这类“变性”成语,我们经常随口而出,例如中国女排曾经有过辉煌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又一蹶不振,媒体时时表达 “希望中国女排重振雄风”的殷切希望。仔细想想,这种不经意,似乎是“无意识”的习惯用法,但恰恰反映了性别歧视历史久远的深重积淀。

英国语言学家帕尔默认为:“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我们的语言是从父系社会传下来的,因此一切英武勇敢的行为,自然非“雄”莫属。所谓“一决雌雄”,败者为“雌”胜者为“雄”;困守待时是“雌伏”,昂扬振奋是“雄起”。这里的“雄”“雌”早不是一种纯生物学意义的性别指示,而有明显的社会性褒贬意义——— “雄”为正,“雌”为负。对于英勇果敢的女性,不能称为“英雌”,只能称之为“女英雄”,否则无以名之。语言中的性歧视比比皆是,如“女”加“帚”便是原本的“妇”字,尽管现在简化为“妇”,还是未能完全摆脱扫地的“帚”。秩序颠倒便是“乾坤倒置”、“牝鸡司晨”,且被视为不祥之兆。生儿子是“弄璋”,得女儿只是“弄瓦”。女儿犹如货物商品,倘卖得好价钱就是“千金”,一旦卖不出去就变成”赔钱货”。许多贬义词都离不开一个“女”字。如妖、奴、奸、婪、妄、妒、嫉、婊、娼、妓等等,甚至出卖色相的男性,也只能被称为“男妓”,非要硬拽一“女”来陪衬不可。当然,许多褒扬之词也不离“女”,如好、妙、娆、妩、姣、婷、娴、嫩、婉、娇、婧、妩媚等等。但这恰恰说明,“好”“孬”都与女性有关。因为女性只是被观赏物,是客体,而男人才是观赏者,是主体。客体,只能被动地被主体评判。观赏者(主体)则无所谓“好”“孬”,其功能只是对被观赏者 (客体)进行褒贬、判断、评定乃至玩弄。所以,这类或贬或褒的字、词,大都与男性无关。甚至连“娱乐”都离不开“女”,一旦无“女”,就是“吴乐”;吴乐者,无乐也。男女一干人,只能用男性的“他”们表示;至多是用不合语法的“他(她)们”表示,女性虽被表现出来,但依然屈居“括号”内的附属地位。已有人指出,英语的“历史”一词,即“His-tory”本也是专指“男性的历史”,是由男性的“他的”(His)“故事”(Story)合成。历史,只是“他的”“故事”,而无“她的”踪影,意味着“历史”只由男性创造,而女性是没有“历史”的。

有人可能认为,这毕竟只是一种已无实际影响的 “历史残余”,所以不必如此“小题大做”。但问题在于,语言不仅仅是社会历史传统的消极反映,同时又“无意识”地强化这种语言中的观念和概念。虽然我们意识到它的某些不合理性,但却无法抛弃一种既成的语言符号系统,还必须遵从它的规则、规定,字不能不这样写,词不能不这样用。正如帕尔默所说:“以最精细微妙方式向人们施加力量,并且最不容人们抗拒的一种社会现象是语言。这套与特定的思维内容相关联的符号系统有武断的性质,你要用它,就得不折不扣地尊重它的条件”。“在成长中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也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语言,强化了我们头脑中性别歧视的“无意识”。

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歧视还自然而然“无意识”地反映在某些制度安排中。如一所以“新思潮”、“新文化”闻名、决心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在招生时,外语专业、尤其是小语种专业因女生成绩大大超过男生、导致录取女生“过多”而对女性考生划定了高于男性的录取分数线。面对批评,有关人士的辩白真是饶有趣味:男女比例协调是大自然发展的一条天理,女生过多的班里的环境和气氛非常单调,阳刚不足,这显然违背男女协调的自然规律,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也非常不利。并且,如果没有这种歧视性规定还会影响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外国语学院男生数量过少,硕士、博士招生也相应出现了男女生比例不协调的问题,还影响了教师队伍的培养。这些学生今后很多要到外事部门工作,试想,如果外事部门都是女性该怎么办啊……

但是,大学的理工类学科长期是男性占绝对优势,既然“男女比例协调是大自然发展的一条天理”,那男生过多的班里的环境和气氛不也非常单调、阴柔不足?不也“显然违背男女协调的自然规律”、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也非常不利吗?不也会影响学科可持续发展、影响教师队伍的培养吗?按此逻辑,这些男生长期占大多数的学科也应制定相应标准,提高男生录取分数线。

值得深思的是,有那样多的学科长期男生比例过高却不被认为“不协调”,不被认为会对学生心理健康不利,不被认为不利于学科持续发展,不被认为会影响教师队伍建设,许多机关长期是男性占绝对多数,甚至清一色男性也不被认为是不正常,而现在只有极少数专业女生比例过高就被认为不正常,就要提高女生入学分数线。这些都足以说明性别歧视的影响之深。而国外一些“一流大学”与此恰恰相反,在女性入学上有程度不等的优惠。当然,中国国情不同或许难以仿效,但总不至于要“反其道而行之”,提高女生入学的门槛吧。

然而,某些专业提高女性分数线如此荒谬之论却大行其道,甚至已作为制度施行,禁不住令人忿忿然想起那句 “国骂”——— “他妈的”!糟糕,我们的“国骂”也有强烈的“性歧视”。怒骂“性歧视”无意中仍无法摆脱“性歧视”的语言,不亦悲夫!当然不能否认,几十年来我国女性的社会地位确有空前提高。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历史逐渐形成的“无意识歧视”,我们起码要有清醒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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