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航事件中的制度缺陷

作者：孙立平

发布日期：2008-04-15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thslping@263.sina.com

3月31日，中国东方航空云南分公司发生令全国瞩目的“返航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事件的真相开始逐步显露出来。

首先，这无疑是一起人为的“罢飞”或“罢工”事件。事件发生之初，东航断然否认出现了飞行员 “罢飞”，强调这是“因为天气原因才使飞机返航”。但这种说法马上遭到乘客和专家的质疑：为何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都能够降落，所有返航的班机都是东航的？该负责人解释说，东航对于飞行安全比较严格，当时的天气原因达不到东航的降落标准，所以返航。但到目前为止，事情已经清楚，中国民用航空局新闻发言人说，初步认定，东航云南分公司确有机组涉嫌人为原因返航。换言之，这就是一起人为的“罢飞”或“罢工”事件。

其次，“罢飞”或“罢工”起因于飞行员与公司方的利益纠纷。许多报道都提及，云南航空被东航兼并后，飞行员和空姐的待遇不升反降。也有报道指出，国有航空公司和民营航空公司的工资待遇存在明显差距，是事件背后的根本原因。更有网友爆料说，由于没有采取合理避税，飞行人员收入中各项税费高达30%，而其他人员通过合理避税，各项税费只占收入的5%。

如果说这是一起由于利益纠纷造成的“罢飞”或“罢工”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飞行员，为此要付出的代价都会是巨大的，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

就参加“罢飞”或“罢工”的飞行员而言，其付出的最大代价，是人们对其职业操守的质疑。在法制健全的国家，有人可能会由此断送掉自己的飞行生涯。在事件发生之初，就有人指出，这是一次超越了底线的 “抗争”。在有关的评论中，人们可以发现，对参与事件的飞行员的指责远远超过同情。而一般地说，在劳资双方的冲突中，人们的同情通常会在处于弱势的劳方一边。为什么这次的同情正好相反？我认为，关键的问题不在抗争本身，而在抗争的方式上。空中飞行是与生命攸关的事情。18个航班的空中“集体返航”，直接涉及到成百上千人的人身安全和18架飞机的财产安全。正如有论者指出，飞行员有罢飞的权利，但用乘客来作为自己表达不满的工具，作为和管理层讨价还价的工具，那么，就不要怪乘客和公众把矛头指向飞行员。更有甚者称，返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无异于“劫持航空器”、“劫持人质”。也就是说，这次飞行员的抗争，是以牺牲公益为手段的。此前曾有对带头者实行终身禁飞处罚的消息，不久这个消息便被否认。但无论最终的处罚是什么，飞行员这种与人的生命安全联系在一起的职业，其职业操守一旦受到质疑，对他们的职业生涯都是致命的。

损失同样惨重的当然是东方航空公司。据悉，受这一事件影响，很多旅客订票时都指明不愿乘坐东航航班。在一些订房订票的网站论坛里，部分网友发帖“抵制东航”。东航负责人则承认，这次事件给公司造成的影响不亚于一次空难。其实，东航的损失与其说是由于“返航”，不如说是由于在处理这件事情时自己的诚信出了问题。事件发生不久，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发言人就表示，由于在此次事件中，东航先是给出“天气原因”的解释，后又声称“存在明显的人为因素”，再加上民航局调查组的结论，因此有理由认为，东航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涉嫌欺诈消费者。同时，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将会根据消费者的要求，依法提供支持。可以说，这次东航最大的损失正是在于它的失信。而这种失信很难说是偶然的失误，遇到突发事件马上用谁都难以相信的理由进行搪塞，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但这次东航则要为此而承受惩罚，其在乘客心目中的形象，也许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得以恢复。

应当说，尽管飞行员的罢工或罢飞有其特殊性，但此类事件却并非绝无仅有。在其他国家，类似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造成如此大的社会震动，并给双方带来如此大的损失的，却并非“通常如此”。

这次事件值得注意之处是，事件的过程到目前为止也还是扑朔迷离。而事件之所以扑朔迷离，很大程度上在于罢工或罢飞的组织几乎是在地下“秘密进行”，整个事件充满一种神秘色彩。几乎所有的相关报道都会提及那封神秘的公开信：两天前，飞行员的宿舍、飞行楼里，贴出了很多封“致东航云南公司全体飞行员的一封信”，这信还塞进了一些飞行员的房间里。信中，历数了4条“应该警醒”的理由：一是相对同行而言，待遇太低；二是一些针对飞行员的检查使“飞行员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三是工资和补贴标准没有与税收标准接轨；在第四条中，提到了“郑志宏”事件，质疑他曾遭到的天价索赔，“这难道是公平之举吗”？这封信的结尾处，提到“本着有益于自己身心健康，有益于飞行安全，有益于公司健康和谐发展的原则，望大家畅所欲言，同心协力”。参与事件的飞行员都会提到这封信，可见这封信对事件的发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直到现在，公开信的作者是谁，还不得而知。更重要的是，涉及18架飞机，40多个飞行员的一次集体行动，是如何协调的，如何组织的，更是无从知晓。参与事件的飞行员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这是默契，而人们凭常识也知道这不会是事实。此外，参与事件的飞行员也几乎异口同声地否认了 “带头大哥”的存在。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事件的组织方式。一位多次采访过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机师罢工的记者写道：他们在机师工会的组织下，非常有策略。他们多是挑选旅游旺季的时候，这样，航空公司没有办法向其他的航空公司借用足够的飞行员；还有就是采取集体请病假的方法；再有一种方式，被他们称之为野猫式罢工，就是在飞机飞到了香港以外的目的地之后，突然请病假，这样航空公司根本没有办法调配人手。除了这些对付资方的方式，他们还利用社会舆论和媒体的力量，通常在谈判的过程中，透过媒体发放信息，让乘客和舆论对资方造成压力。该记者还讲到今年差点发生的英航大罢工，这次罢工走的是法律手段，英航机师工会在2月份就高调表示，不满意公司聘请底薪机师,会员通过投票，同意用大罢工的方式，但由于最后资方通过法庭申请了禁止令，禁止了这次罢工行动。

同样是利益纠纷，同样是对于利益的抗争，差别却在组织的方式，以及最后带来的不同社会影响。对比国内外甚至香港和内地类似事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表面但却是很重要的差异，就是一种是公开而有规则地进行，另一种则是在地下神秘化地进行。前者是可测可控的，而后者则相反。而造成这种差别的，并不在于抗争者本身，而在于相关的法律环境。在有关罢工法律比较完善的环境中，此类抗争行为可以公开地进行，人们需要遵守的是规则。相关方面，包括政府，对抗争行动可以进行把握和控制。而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罢工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但在劳资关系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中的一种基本关系，劳资冲突已经成为社会中的一种频发的冲突，劳方作为弱势的一方，有时不得不以罢工作为施压的方式时，罢工就只能在地下进行。这种在地下进行的抗争行动，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进行规范，就会更没有规则，更不可预见，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冲击也就会更大。更进一步说，我们不但缺少相应的规则，反倒形成了一种惩治带头者的处理事件方式，结果只能是更加剧了抗争行为的神秘化，甚至出现了根本找不到谈判对手的局面（这次东航返航事件中，有关方面只能采取事后找每个参与事件的飞行员逐一谈话的方式）。

近些年来，“突发性事件”这个词在我国社会中开始流行，其实，一些事件之所以会“突发”，究其原因，往往是由于缺少规则，特别是法律背景的模糊所致。

就在我即将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读到一篇新消息：4月8日，东航举行员工职业操守誓师大会，来自飞行、乘务、机务、空警、运控、地面服务、市场营销、货运等8个部门的百余名员工，代表全体东航员工向全社会做出郑重承诺：“坚持安全第一，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坚决维护旅客利益，全面履行社会责任，诚实守信，忠于职守，竭诚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如果在事已至此的情况下，有关方面还将召开誓师大会作为解决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体制需要反思的东西或许应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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