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人口分布与土地制度（1）

作者：文贯中

发布日期：2008-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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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以四川汶川为震中、波及面积1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特大地震发生以来，不幸遇难的人数已超过5万，该数字还在往上修正，物质财产的损失一时更难以精确统计。在天摇地裂的一瞬间失去亲人、丧失家园的人们，面对自己曾经充满生机，现已化为满目疮夷的家乡，内心受到的煎熬和哀伤令人无比同情。特别令人心酸的是，好些充满青春活力、天真可爱的少年儿童，他们的欢声笑语转瞬间归于沉寂。地震不但夺去了他们似花般的娇嫩生命，也永远埋葬了他们的各种梦想和在未来为社会为人类一显身手和智慧的机会。

说自然也好，说天命也好，迄今为止，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还只能接受它们的摆布。面对这场天灾，大部分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对遭遇这场浩劫的生者和死者，默默表示我们无限的哀思。在此，我特别要对奋战在救灾第一线的指挥者和战斗者深表敬意。他们不仅要有悲天悯人的胸怀，更要有克服险阻、排除万难、敢于献身的勇气和刚强的毅力，冒着牺牲自己生命的危险，从瓦砾和泥石中抢救出非亲非故的陌生生命。

同时，我对提出要寻求同自然和谐相处的那些先知们的智慧，也有了更深的体验和钦佩。尽管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人定胜天”的口号也许被很多人视为当然，但当大自然呈威施逆时，人的生命依然渺小，人的力量依然微薄。发生在印尼的海啸，缅甸的热带风暴，其损失之大，自然可以用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制度和技术来解释，然而面对加勒比海飓风对美国的新奥尔良市所造成的毁灭性灾难，我们又能作何解释呢？在今天，“人定胜天”是否应该重作如下的解释：力求以最新的科学知识准确理解自然规律，并以最自觉的方式服从这些规律，而不是企图征服这些规律，以使无谓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最小化？

这次里氏8级的地震将当地的许多工厂、房屋、医院特别是学校夷为平地。离震中较近的地方，有些村子或小镇转瞬之间消失殆尽，或为余震引起的泥石流所完全吞噬。面对如此险恶的灾情，人们自然无法接受，因此产生很多疑问。例如，对人类究竟能否预报地震，这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校毁于地震，是否存在政府监管和建筑业的腐败等等问题，人们应该基于事实和科学，认真地争论下去，以便吸取教训，改进今后的防震救灾的制度和建筑质量。

但是，说到地震原因，专家们对大陆板块挤压理论似乎没有分歧：四川盆地的西部布满崇山峻岭和深谷险峡，由于正好位于活跃的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交界处的地震带上，因而特别容易遭逢特大地震。一旦地震发生，由于到处是地质不稳的悬崖陡坡和深不见底的峡谷河川，不但地震的后果格外凶险，而且对救灾来说，平添万倍的困难。本次地震实况就表明，若能见度太低，连直升飞机都难以一展身技。

众多的地震幸存者今后如何安置？大量塌垮的学校、住房如何重盖？深入山区的道路和桥梁如何重修？这些都是接下来当地民众关心、各级政府无法回避的难题。但是，从优化人口的空间分布的角度，是否有必要坚持在原址恢复所有遭受地震破坏的村镇、县市，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坚持在原址上重建，实际上是无视活跃的地震带的存在，虽然这样的口号很有魄力，却有唯意志论的嫌疑，并不算智慧地理解人定胜天的涵义。古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了减少今后的损失，并降低今天安置灾民的费用，能否在自愿的基础上动员当地的民众迁往更安全的地方呢？广义来讲，是否应该将逐步减少西部的人口，特别是地震带的人口，作为一项长期的国策推行呢？

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尽管仍以东部最为稠密，但西部的崇山峻岭之中存在不少河谷盆地，在沙漠戈壁之中也零星分布着不少绿洲，所以历年来吸引相当的人口定居。从农业社会的历史看，由于土地几乎是惟一的生存之本，人口作如此的空间分布有着其不得已而为之的合理性。当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灌溉便利的平原地区变得人满为患时，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在当时的科技水平下达到极限之后，新增人口只能进军边缘地区，逐渐开发较为偏远、较为贫瘠的土地。然而这样一来，对当地脆弱的生态就会造成极大的压力。频频施虐的水旱灾害、沙尘暴和西部地区多年来水土严重流失，都与草原和林区过度开垦密切相关。

历史上，宋朝的疆域因周边异族的进逼而大大萎缩，但是明清两朝国力强盛，在人口压力下，中原和东南部的汉族居民大量移往西南、西北和东北，并迫使原来在当地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劣势的土著，逐渐退向当地高山峻岭的更深处，沙漠草原的更深处和原始森林的更深处。

我在 “中国的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地理学解析”一文中曾指出，中国虽然在宋朝的特殊地理条件的作用下，由于耕地的局促，人口的膨胀，被迫向城市化和工商社会作过一次冲刺。但在元、明、清的地理条件下，由于疆域的极大扩张，中国又舒舒服服地退回自古以来便驾轻就熟的农本社会旧路。十六世纪后，正当缺乏腹地的西欧国家将眼光转向海洋和新大陆之时，中国却因获得广大的新边疆而将眼光转向内陆深处，致使人口增长的同时，人口的空间分布愈益分散，信息流通和商品交换的成本日益提高，导致社会分工的下降。随着人口散向广大内地，大中城市停止扩充，市镇却大量增加，人口的空间分布则越来越靠近农村。正当欧洲城市化进展迅速，工商社会逐渐成形，技术进步因而日益加速的时候，中国的城市化不进反退，使中国丧失了集聚效应和内生增长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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