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转变
汶川地震，举世同悲。灾害无情人有情，如果将三十多年前唐山地震时的“抗震救灾”与这次汶川抗震救灾略作对比，不难看出政府执政观念、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进步。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重要的工业城市唐山发生强烈地震，这时，正是“文革”“批邓”、批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高潮阶段。从当时的“主流”媒体（那时其实只有“主流”、根本没有“非主流”媒体）报道宣传中，便可了解当时的“执政观念”。为对那段历史的体味、感悟更加生动和真切，恕我详引当时文章。
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则权威报道全文的重点是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震救灾等等，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轻描淡写的话一笔带过。若再细致分析，“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刻意回避了“生命财产”一词，那时，“生命”、“财产”都属“敏感词汇”。长期以来，灾害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不仅讳莫如深，而且属于“国家机密”。且看随后几天《人民日报》的重要报道：7月30日的头版头条竟是与“抗震”无关的《是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照亮了共大前进道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斗争中成长》；8月1日，也是第二版才有 “抗震”，但却是《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七级地震震不垮——小靳庄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胜利前进！》，标题前半句的“十二级台风”，是指1年前的所谓“右倾翻案风”，报道说小靳庄人民“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好抗震救灾工作，大震，大干，促进大变化！”8月5日，《深入批邓促生产支援灾区多贡献，河北、辽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唐山、丰南地区的抗震救灾斗争》；8月12日，《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红九连和唐山郊区人民一起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8月28日，《深入批邓是战胜震灾的强大动力》；9月7日，《抓批邓促生产》，文章写道：“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摆正批邓、生产、抗震的关系。用批邓带动生产和抗震。”“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但是在同阶级敌人，特别是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中，而且是在同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现在，个别地区发生了地震，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唐山地震造成的巨大生命财产损失，尤其是二十多万人失去生命，在那个年代却只是“多少一点困难”！
1976年8月号《红旗》杂志发表的短评《人定胜天》写道：“严重的地震灾害确为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灾害及其所造成的困难和一切‘乱子’一样，具有二重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向对立面转化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已经和正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前进。我们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团结起来，奋发图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
《学习与批判》是当时地位仅次于“两报一刊”的杂志，有“小《红旗》”之称，但比“两报一刊”要多一些“文化味”、“文史味”。这次也不例外，9月中旬出版的本年度第七期，发表了颇有“文史味”的《地转实为新地兆——读洪秀全的〈地震诏〉》一文。原来，就在太平军建都“天京”后的第二个月，江苏突然发生地震，“天京”震感明显，一时人心惶惶，且不久前发生过叛逃事件，为稳定军心民心，“天王”洪秀全颁布一道诏旨，内有“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军行速追诰放胆，京守严巡灭叛逃。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心）任逍遥”之句。由于避讳“心”字，此诏以“草”字代之。《学习与批判》此文声称，洪秀全的《地震诏》是旧世界的“声讨书”、新世界的 “宣言书”，“庄严地宣布地震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征兆”，借洪秀全的《地震诏》中“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一统江山图已到”这种“山崩地裂若等闲”的“伟大气魄”来隐喻“地震”、“文革”造就的是一个有天道合法性的新世界、新时代。
对“自力更生”的宣传也比比皆是。由于长期片面宣传“自力更生”，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所以，当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时，中国却对世界说“不”，拒绝了国际社会提供的任何援助。
一句话，当时“抗震救灾”的纲领是 “以批邓促抗震”、“不能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要以“抗震救灾”来证明自力更生。这种观念，是执政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然逻辑。在这种观念和逻辑中，生命要从属于“政治”、“政权”、“斗争”。
三十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顶点的“文革”终于破产，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1979年末，在唐山地震三周年后，终于公布了死亡人数。以后，每当重大灾情发生，救灾就是压倒一切最重要的任务。而且，在接受国际社会救灾援助方面，一些观念也在渐渐发生变化。1980年初，改革开放使国门初启，开始是被动接受国际援助，即不主动提出和要求国际救灾援助、并有限接受援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国际救援的认识也更深入。1987年的大兴安岭火灾，中国红十字会终于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此后，在重大灾情时接受国际社会的款物援助已成惯例。
三十年的许多转变和变化，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媒体网络的报道之及时、之充分，超过以往；以往最为敏感的死亡人数，这次也是即时报道；电视、视频传出的那一幅幅或惨烈或动人的画面，更为直观地将真实情况展现在民众的面前。这一切，不仅没有像以前的执政理念所担心的那样，会使得人心浮动、引起社会不稳，甚至会动摇政权基础，反而前所未有地激起了人们对执政者举措的高度赞扬、对灾民的同情、对救援者的敬佩和感动，反而使人们更加积极地以各种方式参加救援活动。事实证明，以前，对所有信息几乎都不公开、都采取保密措施，实际上是对人民的不信任，对公民知情权的无视，更是对生命的不尊重。现在，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信息公开，是对人民的信任，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这次地震，还允许了一些国家和台湾地区的专业救援队入境救灾；5月19日，又宣布接受部分外国医疗队来华协助救援。这些做法更是建国后的首次，意义确实重大。接受包括允许境外专业救援队、医疗队入境在内的国际救灾援助，不仅是国际社会人道主义的体现，更是国内抵御灾害、减轻损失的需要。表明了政府重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借助一切力量减轻灾害对民众利益的损害，也表明了中国政府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融入国际社会的开放姿态。
此外，这次大地震，大量非政府组织机构（NGO）积极参与，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力度也都超过以往。这表明了三十年间民间社会的从无到有，由小渐大。我相信在今后的社会活动中，民间社会将会与国家良性互动，获得社会更大的尊重，得到政府的理解，从而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全国哀悼日的设立，国旗第一次为死亡的平民降半旗，汽笛、警报第一次为罹难的平民鸣响，更是标志着人民共和国对生命和普通人的尊重。
这次抗震救灾的几项“第一次”，都是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三十年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标志。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