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调人（下）

蒋介石进上海，海内外曾寄予厚望，《时代》周刊在对他的报道中写到，“尽管他衣着简便，不事张扬，但仍表现出一个征服者统领一切的气势，他谨慎运用各种方式来实现其目标，只要它适合于‘中国是中国人的’口号”。1927年12月1日，他在大华饭店与宋美龄举办了盛大的西式婚礼，并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一切都让虞洽卿们以及一些欧美派知识分子颇为欣喜，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开明而现代、完全迥异于封建帝王或传统军阀的领导者。然而，这是一个错觉。蒋介石比之前的任何一个军阀更加强化了政权对一切的控制，其中当然包括商业经济。尤其可怕的是，他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有着强烈的党国意识、坚定的制度理念和治国理想。

自1911年之后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繁荣景象到此戛然而止。

“四一二”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即以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名义，下令将上海总商会及会董一体解散。之后，蒋派宋子文等人采取分化和相互牵制的策略，与一个又一个商人组织分别谈判，使其不可能进行反抗，而逐一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中。那些不顺从的商人则被认定为卖国的 “买办型商人”，受到打击或者清理。他还将上海的帮会组织完全地拉拢过去，原本与虞洽卿等气味相投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纷纷效忠于更有权势的蒋介石，他们组成了所谓的 “上海锄奸热血团”、“铁血团”等秘密团体，专门以赤裸裸的恐怖手段对付不听话的商人。

1927年7月，蒋介石颁布法令，宣布上海市政府从此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享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行政权与司法权，所有上海市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到上海市社会局的监督。行业间一切职业上的争端，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

这些接踵发生的突变，显然大大出乎虞洽卿的预料。在当初送钱的时候，他曾代表商界与蒋“约法四章”，即 “保护上海工商业，承认并保证偿还北洋政府所欠之债务，款项要分期归还，所支款项由上海银钱业监管，只能用于江苏 （当时上海属江苏省管辖）”。蒋以人格担保，一口应诺。可是后来的情形已不是“保护”而是收编了。他有16艘轮船被军队征用，数月不见归还也没有支付租金，他只好向戒严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当面索讨，才把船讨回来。

虞洽卿不甘受缚，决意抗争。1927年11月，他在报章上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名义发了一个公告，曰：“国军莅沪以来，我商民正处在憔悴呻吟之中，乃时而垫款，继而库券，竭商人之全力，以供绞脑沥血之金钱，无非促进政治……乃自清党以还，应有清明之望，而前辙依然，故吾犹是。虽曰训政方当期月，责备未可过严，然人寿究有几何？枯鱼先已入市。”愤懑之气跃然纸上。第二年8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五中全会，虞洽卿率领上海商界代表60余人气势汹汹地赴南京请愿，提出“颁布约法，监督财政，裁减兵额，关税自主，劳资合作”等十大要求，国内外舆论为之一震。蒋介石当然不能用刺刀、机枪对付这些金主，便将他们请进汤山别墅，派出高官日夜宴请周旋，还许诺虞洽卿，拟聘他为全国交通会议航政股主任。一路软钉子吃下来，请愿团无功而返。

虞洽卿的这些抗争改变不了蒋介石的既定国策。1928年12月，东北军阀张学良发出通电，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蒋介石随即宣告“以党治国”，“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一党独裁局面自此生成。

1929年4月，国民党政府指使青帮兄弟闯入上海总商会，毁坏器具，殴打工作人员，总商会宣布停止办公，并投诉各界。国民党市党部严令所有报纸均不得刊登。一个月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以 “统一商运”为由，成立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包括上海总商会在内的所有民间商业团体一律停止活动，将一切会务统交“商整会”，国民党员以及被控制的顺从者成了最重要的成员，一向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民族商人阶层从此被剥夺了自主的代表机构，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从其传统的活动中被驱逐出来。很多年后，法国学者玛丽·贝热尔在 《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主编）一书中评论说，“自19世纪以来，商业组织的发展得以掌握各都市社区的管理，现在被粗暴地扭转了。”

在泥石俱下之中，终于轮到整顿虞洽卿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了。该所自1920年创办以来，每一届军阀政权都视之为肥肉，要么扬言取缔，要么层层加税，可怜虞洽卿玲珑斡旋，总算惨淡保全。现在是蒋政权出手了，尽管这是伟大的国父首倡，尽管他当年也曾在这里厮混，尽管交易所主人是他的恩公兼金主，但是出于“整理金融，牢控财源”的国策，自然也无法宽容。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交易所法》，规定每一地区只准有一个优价证券的交易所，其他的交易所一律合并在内，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中交易量最大的棉纱交易率先被并入国营的纱布交易所，虞洽卿奋起挣扎，在给南京政府实业部的信中，他决绝地声称，“一息尚存，誓死必为之保全，任何牺牲所不惜也。”可是，大势已然不可逆转，各类交易物品被相继归并，证券部分并入证券交易所，黄金及物品交易并入金业交易所，到1933年秋，已成空壳的证券物品交易所被整体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面对一个霸道、强大的国家机器，商人虞洽卿徒呼奈何。

天下世事，皆有因果。虞洽卿及上海商人阶层的商运沉浮，都可从1927年春季的那次 “交易”探出端倪。在当时，上海的商人阶层与蒋介石结成了联盟，帮助后者取得了权力，并以血腥的方式清洗了他们视之为对立面的共产党和工人阶层。很多年后，法国学者玛丽·贝热尔评论说，“这些人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也最现代化和较具有民主理念的分子……在1927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同时也是对其自身的背叛，由于他们放弃了一切政治权利，便很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打击，而这种权力又正是由其帮助才得以恢复的。”斯言悠悠，可谓泣血之论。

当具有独立性的交易所生意被剥夺之后，虞洽卿就走上了一条与以往不同的商业之路。蒋介石对他个人一直颇为礼遇。1930年，国民政府特许他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发行债券，同时将很多军需的运输业务交由他经营，三北公司业务迅速做大，到抗战前夕已有轮船30余艘，总吨位9.1万吨，约占当时全国轮船总吨位的七分之一，为民营公司之冠。靠特许之权，一向倡导自治、且以“一品百姓”自诩的虞洽卿暴得厚利，这应该是另外一种历史的讽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本军进攻上海，是为淞沪大会战，为了逃避战乱，70万难民挤进弹丸之地的租界。已年过七旬的虞洽卿再次担当“调人”，他奔走呼号，发起成立上海难民救济协会，自任会长，英商麦克诺登为副会长，该会设30余处收容点，按期支付代养金，先后收养难民8万余人，发放81期给养，共计970余万元。为了阻止日军沿长江航线西进侵略，他跟武汉卢作孚一样，将船队交给中国军队，3万吨级轮船被炸沉在江阴一带水面。

11月，上海沦陷，12月，南京沦陷。沪上几乎所有商贾大亨都星夜出逃避难，虞洽卿思量再三，决意留下。日军对中国港口和海面进行全面封锁，上海陷入米荒。虞洽卿出面召集各行业公会开会，倡议成立上海平粜委员会，他恳请各公会先行垫款，以便购买南洋大米，以求平稳物价。为了避免运米轮船被日军击沉，他与意大利商人合开中意轮船公司，船挂意大利和中立国挪威、巴拿马国旗。所运大米均按市价7折出手，差额由各公会捐款补贴，平粜米共办30多期，被颂为善事。

日据时期的上海宛如 “孤岛”，日本人、蒋介石、汪精卫及共产党等不同政治力量激烈逐力，所有头面人物均须选择立场，一时暗杀成风。当年与虞洽卿争夺总商会权柄的傅筱庵应诺出任上海市市长，被特工在家中连砍三斧毙命，青帮大佬张啸林勾结日伪，也被蒋介石派人杀死。虞洽卿也收到了夹有子弹的恐吓信。这是他第三次遭到政治势力的生命威胁。1941年春，虞洽卿辞去荷兰银行买办一职，交出那串在腰间挂了38年的黄铜钥匙，在深夜悄然离沪。他由香港转道抵达抗战大后方重庆，在那里，他创办三民运输公司，继续航运生意。

1945年4月24日，虞洽卿突发急性淋巴腺炎，病情来势汹汹不可挡，两日后，79岁的“一代调人”撒手人寰，弥留时遗嘱捐献黄金千两，“用以支持国民政府抗战。”虞氏殒后，国民党政府赠匾额一副，上书“输财报国”四字，此匾迄今仍悬于浙江省慈溪市东郊伏龙山下的虞洽卿故居。

数十年后，虞氏事迹寂为人知，其老宅到是因建筑精巧而成当地的“重点保护文物”，偶有游人踏春参观，仰见此匾，只当是一块寻常的、称颂亡者的俗物而已。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 wxb68090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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