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船王（下）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炸毁了小段铁路，然后嫁祸东北军，出兵进击北大营。不到半年时间，东三省100万平方公里尽数失陷。“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再次处于危急的存亡关头，一曲《松花江上》，恸哭四万万国民。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各地学生纷纷游行请愿，全国再度爆发势不可挡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四川，卢作孚是救国会重庆分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在民生公司轮船的卧铺床单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都印上了“梦寐毋忘国家大难”的字样，以此激励国人的爱国之心。另外，他还特地制定了一套针对日资轮船的服务标准——“招待乘客和蔼周到的精神要超过日船；保护客货的办法要超过日船；保护船身、节省费用的精神要超过日船；清洁整饬、调理秩序的精神要超过日船；对于乘客要随时提起其抗日救国的精神”。靠这样的精神和服务质量，民生公司的轮船大受欢迎，许多人宁愿多等几日也不愿搭乘日本轮船。

在随后的几年里，民生公司靠着精细管理和大胆的扩张战略，由一个只有一艘小汽轮的企业发展成拥有30多只轮船、长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运公司，重庆上游至宜宾、下游到宜昌的所有华商轮船公司都被并入了民生系统，到1936年，民生开辟沱江航线，四川境内所有能通航的河流都有民生船只出没。在长江上，民生成了所有外资航运公司敬畏的对手。当年的那个愤怒书生现在已成了一个精于商道的大企业家，惟一不变的是他仍然抱怀着深重的忧患感。在创业10周年的纪念会上，他说，“我所见着的还在这些事业的背后，在撑持这些事业的险阻艰难者，为了事业忘却了自己，为了增加事业的成功，忍受个人的困苦。如果整个公司的人有这一种精神，就可以建设一桩强固的事业；如果整个民族有这一种精神，就可建设一个强固的国家”。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南下进攻上海、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内迁至重庆。这时局势十分危急，自晚清以来，中国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抓紧时间西迁企业，关乎国运商脉。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长江中游航线全部被切断，入川门户宜昌成了下一个被攻击的战略目标。当时堆积在宜昌码头的商用和军用器材超过12万吨，此外还有油料1万吨，各类公物6万吨，等待入川的政府官员、技术工人、大学师生和难民在3万以上，不夸张地说，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国兵器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是国家仅存的一口元气。

这时候，日军飞机天天轰炸宜昌，，随时有可能被攻陷，更可怕的是，距离长江上游的枯水期也只剩下一个月左右。情况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西运的重担猛地压到了长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运企业——民生公司的肩上。个头瘦弱的四川企业家卢作孚来到了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

当时，民生公司可用的轮船24只，按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只能运1.4万吨，要将10多万吨物资在一个多月内全部运往重庆，几乎没有可能。卢作孚召集人员通宵开会，他们参考以往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决定采取分三段运输的办法，按照40天时间，设计出一个严密的运输计划，宜昌到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万县到重庆为第三段。只有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才直接运往重庆。对船只航行时间、物资装卸也做出最合理、最紧凑的安排，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将运输能力发挥到极限。各单位则清理自己的设备、器材，配套装箱，按轻重缓急，依次分配吨位。

长江三峡，急流险滩，只能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可以充分争取时间，航运人员尽量不空耗一天、一时，甚至一分钟。搬运装卸工最多时有2000多人，日后卢作孚回忆当时景象：“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上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的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在那些日子里，卢作孚日夜守在他的指挥中心，收发报机24小时不停地响着，上游各港口、各轮船发来的电讯日夜不断，工作人员日夜坚守岗位，处理各种电文，所有电文都经他亲手审阅、批示。他对全部运输情况、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知道每一小时运走多少吨物资和哪些船在运，知道每只轮船在什么位置，知道哪些物资在哪个港口卸载，知道哪些单位的物资正在装船……深夜时分，他则亲到码头检查装卸情况，为工人、船员解决遇到的困难。他鼓励部下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整个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为报效国家，卢作孚只收取极为低廉的运费，兵工器材每吨只收30到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间器材也只收60到80多元1吨，而同时也在参与运输的外国轮船要收300-400元。民生的经营损失在400万元以上。在指挥运输的一个多月里，日夜不眠的卢作孚眼凹如洞，形同槁木，他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要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据经济部调查，这次抢运进来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机器设备，每月可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千枚，十字镐20多万把。

此次宜昌抢运的物资、人员，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的总运量。在预定的40天内，他们奇迹般地运完了全部人员，运走了三分之二机器物资，又过了20天，当长江水位降到没法组织大规模运输时，沿江剩下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废铁。

后来史家将卢作孚组织的这次“宜昌大撤退”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民国作家徐盈在《中华民国实业人物志》中评价：“中国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克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卢作孚也自认：“我们比敦刻尔克还要艰巨得多”。他的勇敢得到了军人们的尊重，冯玉祥将军在写给卢作孚的一份信中称赞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冯写道：“贵公司人材之多，事业之大，有功于抗战，均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万分。”

抗战八年，民生船只运送出川的军队共计270.5万人，武器弹药等30多万吨。卢作孚不顾危险，常常亲临现场。1938年以来，民生有9只轮船被炸沉、6只被炸坏，包括最大的“民元轮”，船员共牺牲117人，伤残76人。

卢作孚是在1952年自杀的。在1950年冬至1951年的镇反中，民生公司的很多重要职员都被认定为特务，或被枪决，或被扣押。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开“五反”动员大会，会场上有标语：“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公股代表张祥麟首先在会上做检查：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卢作孚的通信员关怀则跳上台去，揭发张祥麟在北京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

当晚，卢作孚饮药自尽。他留给妻子的遗书只有几个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愤青船王（上）请见本报2008年9月29日36版》)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