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蹈险境

我们这辈子犯下的大错，往往不是一时失察造成的，而是眼睁睁地自蹈险境。这道理是我的朋友、巴尔的摩大学宪法学教授埃普斯（Garrett Epps）说的。目前这场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的金融危机，就是此言的一个明证。

这场危机其实一点都不出人意料。十多年来，大量的学术研究、政府报告、华尔街分析文章甚至报章上的评论，都在警告危机将至。美国最聪明的金融家巴菲特和索罗斯，对这场危机都有十分清晰的预见。

在危机刚刚露头的时候，当局若是及早行动，本可取得一定防范效果，但当局基本上毫无举措。结果，等危机以雷霆之势降临的时候，政府官员的行动又磨磨蹭蹭，以至陷入被动，顾此失彼，疲于应付。政府的每次干预，都种下了新的祸根，使得未来又需要新的干预。我们没有探明一条阳关道，反而在过去的重重失误拖累之下，踏上了一条坎坷路。

上文所述的失误，在三个人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这三人都位高权重，现在美国应对危机的政策，也正是由他们制定的。他们看到了前方阴云密布，却未能采取果断的行动。因为他们害怕，如果进行改革，建立一套新的金融框架，那将会使市场受到惊吓。

这三个眼睁睁地看着危机降临的人，就是鲁宾、萨默斯和盖特纳。鲁宾是克林顿任内的财政部长。萨默斯曾是鲁宾的继任者，现任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盖特纳曾是他们二人的下属，后来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现在是财政部长。

我对这三个人都很崇敬。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华盛顿邮报》做商业版编辑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们。我现在写此文追究前事，不是要指责他们，而是要呼吁，我们不应该屡屡犯下被动的失误，我们应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先谈鲁宾的问题。在199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时期，他非常担心金融市场会发生系统性崩溃。当时，华尔街正在发明出千奇百怪的金融衍生工具，这让鲁宾感到尤为担忧。当年他管理高盛公司的时候，可没有让下属做这样的事情。鲁宾担心，华尔街的商人们正在进行一些连他们自己都没弄明白的冒险。鲁宾曾经问道：假如危机爆发，投资者会不会拥堵在交易窗口之外，使市场陷于混乱？现金流会不会猛然冻结？

鲁宾指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每当记者问他，如何建立一套新的金融框架，以减少这些系统性风险的时候，他都会像一头羞怯的小马一样避开话题。很多人知道的一个例子是，博恩（Brooksley Born）曾建议让“商品与期货交易委员会”管理金融衍生工具，而鲁宾没有听从。

萨默斯和盖特纳的问题与鲁宾一样。他们也对系统性风险感到担忧，但只要一提到改革，他们就害怕市场受到惊吓。萨默斯和盖特纳的专长是危机的事后防控。在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政府拖欠债务事件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事件中，他们都主持了防控行动，很巧妙地把金融市场从崩溃边缘慢慢拉了回来。但有了这些成功经验之后，他们却越来越相信，在危机爆发之后，最好的应对办法是与华尔街的商业领袖在私下里协商一些权宜之策，而不是建立庞大的监管体系。

但问题在于，他们在那些年里进行的许多改革，都强化了“顺周期效应”，加剧了经济低迷，其实是帮了倒忙。所谓的“巴塞尔II”资本标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标准要求银行在危机期间维持很高的准备金，这迫使银行在资产市价不断下跌的时候出售资产，从而加剧价格的下滑之势。

与此类似，其他改革措施也会在不经意间产生负面效果。比如，会计行业已经实行了“调至市价”规则，而由于证券化资产的市场在不断崩溃，银行就被迫每天都把自己的资产价值调低。这种调整所依据的“市价”往往是虚幻的，因为市场已经有名无实了。但在这一规则的强制之下，银行仍然不得不大幅度地销账，从而加剧了毁灭性的恶性循环。

美国经济已经变成了一种赌场经济。目前在整个美国，唯有萨默斯和盖特纳两人有机会改善经济状况。他们其实不必担心市场受到惊吓，因为市场已经受惊过度，奄奄一息了。他们可以改变做法，不要再实施一些权宜之策了。

奥巴马的执政班子不应该努力挽救现存的东西，而是应该找到经济中运行良好的部分，在此基础上巩固强化。比如说，政府应当支持较小的、较为灵活的银行。如果政府必须援救花旗银行，那就援救吧，但事成之后，应该将它肢解。又比如说，在制定重建汽车产业的计划时，应当把科技和创新作为核心议题。我们应该把赌注押在那些敢于冒险的人身上。国会刚刚通过了经济刺激方案，但这个方案怎么没有提到风险投资呢？萨默斯和盖特纳（以及身居幕后的鲁宾）应该睁大眼睛，把拯救经济这件事办好。他们仍然有机会成功，而这样的机会是会稍纵即逝的。

（本文由《华盛顿邮报》提供中文版权。赵信/译）

大卫·伊格内休斯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曾任《国际先驱论坛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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