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书的命运（之一）

人们都知道，中国改革不是从先有一套理论、设计、蓝图、规划开始的。但是，却不能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没有理论准备。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经济理论准备方面有三位开路先锋：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早在195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就交派了一项任务，请他们三位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于是，他们分头准备，搭班子、研讨、探索，历经数十载，无论在监牢、在干校、在病榻都念兹在兹。然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始终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更耐人寻味的是，由此出发，三个人三条路：孙冶方试图按《资本论》的逻辑写，几起几落，直至拼死一搏；薛暮桥改弦更张，以一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行销千万册；于光远皓首穷经半个世纪，出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七卷。

薛小和在她父亲薛暮桥的文档中发现，从1950年代起，大约在“一五”时期，在全党范围内就开展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到了1959年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又分别组织人到外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此，她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都那么重视政治经济学？我想，中国人喜欢列宁说的那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势必要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同时，为了摆脱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控制，找到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依据，也需要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

如今，即使是经济系的学生，知道孙冶方的也不多了。然而，孙冶方曾是中国经济学界最著名的人物。不仅因为他自1958年担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还因为在1960年代初和“文革”中，他都被打成“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著名经济学家中，遭受牢狱之灾的，恐怕孙冶方独一无二。他是那个时代中国经济学家悲剧命运的典型和缩影。

1959年12月，刘少奇请薛暮桥、王学文、邓力群、于光远、孙冶方、许涤新等去他家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意见。孙冶方告诉刘少奇，他正和经济所的同志编一本《社会主义经济论》，刘少奇很赞赏，嘱咐他抓紧时间赶快把书写出来。孙冶方组织所里29位研究人员集体写书的时间是那年的11月。三个月后的1960年2月，他们写出40万字，然而，怎么都觉得不像政治经济学，而像政策论文集。孙冶方说：“我们现在的书干巴巴的，要么就是政策汇编，要么就是规律汇编，只是下定义。”他决定重写，写一本有血有肉的书。

1960年5-6月，孙冶方组织全所近百人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讨论书的提纲。1960年10月至1961年1月，他集中了37人在中央党校，写出110万字的初稿；此后，又移师香山，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的讨论意见和二稿初步设想》。自始至终参加讨论的有：刘国光、江冬、孙尚清、杨坚白、何建章、赵效民、骆耕漠、桂世镛、董辅秖。孙冶方还邀请了刚刚分配到经济研究所、因庐山会议被罢官的张闻天参加并指导编写工作。其间，孙冶方两次向李立三汇报编写情况和争论。

《资本论》有一根贯穿全书的红线，就是剩余价值；孙冶方也为《社会主义经济论》找到一条红线：“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简称 “最小-最大”理论）。起初，他们还设计了一个富有激情的导言：“我们的时代”，想开宗明义地宣告，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肩负着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孙冶方带着初稿和二稿的设想，去上海、南京召开经济学家座谈会。1962年和1963年上半年，他给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生班学生讲《社会主义经济论》，形成了15万字的记录稿。几个回合下来，他越来越清晰，按照《资本论》的逻辑，先分析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再是整个生产过程。其中，流通篇是个难点，因为受自然经济论的影响，当时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有无流通？”一种压倒性意见认为，没有流通。

1963年1月，孙冶方明确指出，经济所要以政治经济学为中心任务，不排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他还要求公开翻译出版波兰经济学家明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他继续在人大讲授《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流通概论。

此时，批判修正主义的浪潮滚滚而来，孙冶方的“最小-最大”理论被斥为否定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利润是“牛鼻子”的观点，被斥之为“利润挂帅”和“否定政治挂帅”；而他面对批判大义凛然的“我应战，我就喜欢赤膊上阵”的态度，致使1964年10月，康生派出70人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围剿孙冶方，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孙冶方就被打成“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68年3月锒铛入狱。

孙冶方出生于1908年，无锡人。16岁入党，17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参与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中国农村》杂志，与王学文、薛暮桥、陈翰生等人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1949年以后，先后担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经济研究所所长，是一位既有组织能力、又有学术能力的人物。

从入狱第二天起，孙冶方就按着过程法的顺序，开始在头脑里回忆、思考《社会主义经济论》，一共21章183节。曾经，他以为只要给他纸笔，只要给他马恩列斯著作，他就能很快把书写出来，他惟恐这些思想烂在肚子里。然而，终究他是没有得到写的机会。直到1975年4月获释，7年里，孙冶方共打了85遍腹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啊！

1975-1976年，孙冶方将狱中的腹稿追忆下来。“文革”一结束，他就进入又一个拼命工作的高峰。照样是英雄虎胆，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979年3月2日，在全国经济科学规划会议上，孙冶方再次批判自然经济论，“那种没有交换观念，没有流通观念，要把货币批臭的思想，就是自然经济思想”，“体制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1979年9月，正在高负荷运转的孙冶方因患肝癌住进了医院。社科院和经济所的人首先想到了要抢救他在狱中为《社会主义经济论》所打的腹稿。孙尚清等到医院同他谈写作计划，同时成立了吴敬琏、张卓元、冒天启、高涤尘、林泉水、林青松、霍建超的七人编写小组。从1980年1月14日，这七人便到医院来工作，孙冶方躺在病床上口授，助手们记录和录音，他们在北京医院附近租了一大一小两间房子，以便随时交流。

孙冶方在日记中写道，“进展速度极慢。……要抢时间呀！”当谈完《流通篇》的提纲之后，写作遇到了瓶颈，孙冶方建议写作小组停下来，用两个星期的时间阅读《资本论》第2卷的一、二篇。病房成了一个思想抢救室，室内回荡着孙冶方喜欢的贝多芬交响乐。经过一个冬春，1980年夏，写作组起草出了15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共20多章。这年7月，孙冶方出院转到青岛疗养院疗养，写作小组随同前往。

1982年2月，孙冶方因肝癌扩散，又住进北京医院。他知道时间不多了，便更加发奋地工作，《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亲自布署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他的宣传，要求尽最大可能在孙冶方在世时见报。1983年1-3月，《光明日报》以“孙冶方颂”为总标题，发表了二十几篇约7万字的文章和几组照片。孙冶方希望人们关注他的经济理论，而不是个人。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逝世。

按照孙冶方的设想，似乎可以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然而，他们越写越发现理论上的障碍难以逾跃。困难来自何方呢？直到参加了后期的写作，吴敬琏才发现了孙冶方思想体系中的深刻矛盾。一方面他感到，按传统理论组织经济运行不畅，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矛盾，造成极大的社会浪费。孙冶方从小在无锡长大，对于市场规律的力量、市场经济的活力有感受，那是一种融化在血液里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在苏联接受经济学训练，经历了斯大林主义批判布哈林时代，传统的苏联式政治经济学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他固执地认为，经济中的基本比例关系是可以用计划协调的，他所讲的“价值”，不是第一号价值，即市场价值，而是“第二号价值”，只是计算的工具，不需要通过市场的价格波动来起作用。因此，他的“价值”理论不彻底，一接触实际问题，就难以自圆其说。孙冶方从一手打倒自然经济、另一只手打倒市场经济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慢慢地往市场经济靠拢，然而天不假年，他没能完成自己的思想和理论长征。

孙冶方企图找到一条出路，然而没有找到方向。吴敬琏说，孙冶方力图创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所论述的，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新经济模式，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导。也就是说，他的理论体系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打开思想牢笼，为改革理论和实践作了铺垫。

1999年出版的《孙冶方全集》共五卷，其中四、五两卷是历次《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稿本。现如今的经济系学生对这一套话语体系和《资本论》的逻辑已经十分陌生了。读来，既有感佩又有感伤。感佩于他，以赤诚之心不懈追求真理；感伤于他，鞠躬尽瘁而求之不得。

李昭这样评价养父孙冶方：“虽然是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是他的性格中更多的是艺术家的激情，他像一个‘牛虻’，总是在与旧社会、旧体制对擂中开辟一个个新战场，呼啸着屡败屡战，用他清癯的身体为其他后来人撕开对方的防线。”真是入木三分。英雄成为学者的很少，而学者具有英雄特征的，带有唐吉诃德特征的，孙冶方是一个。曾有人这样发问，如果孙冶方在世，他会支持市场化改革吗？我想，如果给他时间，以他的智慧，以他开放的胸襟，一定能走出早先的理论缺陷。他其实是最早走向真理的研究者之一。流通、价值规律、利润都是他的题中之义，正是因此，他才受到了最严厉的清洗和折磨。要把这么多新东西塞在一个旧框架里却又塞不进去，就需要打破旧框架。这好比破茧成蝶，很痛苦，需要时间。

研究生院第一届经济系研究生有幸听过孙冶方的课。每当他走进教室时，全体同学起立鼓掌。在学术界，一个人被尊敬，不仅因为他的思想，还因为他的人格和他的传奇人生。而我每次进入月坛北小街二号院3号楼，经过二层的经济所时，都会注目于走廊中央的孙冶方雕像。那时，另一幅雕像——罗丹的《思想者》，也会同时跃入脑海。

柳红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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