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家百年（上）

4月8日，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在香港黯然宣布辞职，尽管舆论对此早有预料，但是消息传出，还是引起极大的轰动。

在读到这条新闻的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整整60年前的4月。

1949年4月，国民政府监察院以“侵占公有财物”、“不计调换折扣的耗损，侵蚀利己”等罪名起诉荣智健之父荣毅仁，指责他把霉烂的大米卖给政府，结果导致了东北战场的失败。5月25日，上海地方法院公开审理荣案，也就在这一天，解放军攻进了上海城。

60年，甲子一轮回，荣氏父子竟同时处在事业的最凶险处。

荣家是中国企业史上仅存的百年家族之一。自1902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开厂以来，绵延至今，历三朝而不陨，其间艰辛困顿，不足与外人道，数度面临破产关门的绝地，此次竟在全球危机中再遭一劫。

以荣家百年沉浮为案例，或可见中国商业家族的起伏脉络。

兄弟

1902年3月，一家保兴面粉厂在无锡西门外梁溪河畔的一个土墩上悄悄开业了，它的占地有17亩，工人30个，最显眼的是它有四套法国造炼的大石磨，引擎60马力，磨出来的面粉又细又白，每日夜可出面300包。它的主要投资人是荣宗敬（1873－1927）、荣德生（1875－1952）兄弟，共集资3.9万两白银。荣家兄弟出身贫寒，太平天国起事期间，无锡遭遇战乱，荣氏一门几乎灭绝，其父因为在上海铁铺当学徒才幸免于难，十多岁时，两兄弟就背着一个小包裹到广州、上海等地谋生计。因头脑活络、手脚勤快，他们竟慢慢的有了一些积蓄，到1896年，他们与父亲一起在上海开出了一间广生钱庄，自己当起了小老板。又过了几年，钱庄生意清淡，父亲也因病去世了，兄弟俩决定转行去做面粉厂。

当时国内已开业12家机器面粉厂，最出名的就是老状元孙家鼐家族开办的阜丰面粉厂，保兴是最小的一家。工厂从一开张那天起就不顺利，当地乡绅告荣家兄弟私圈农田，还投诉他们搞了一根大烟囱正对着学宫，有碍风水。一场官司风波打到了两江总督府，幸好总督刘坤一是个洋务派，把讼书给驳了回去。面粉生产出来以后，销路也很差，头一个月就积压了上千包，因为江南人以大米为主食，面粉销路在北方，荣家兄弟从来就没有跨过江，对那边的市场是“两眼一抹黑”。开厂一年多，其他股东就灰心丧气撤了资，两兄弟只好把名字改成茂新，重新去办了注册。

天下的生意都是咬牙熬出来的。荣家兄弟渐渐显出了经营上的才干，他们先是物色到了营销上的能人，专门去打开北方市场，他们在销售上还动了很多脑筋，比如在面粉包里随机放进一块铜元，作为“彩头”，给消费者带来意外的惊喜，这种促销花样在很多年后仍然有效。1904年，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面粉需求陡然增加，生意一下子就好了起来。两兄弟还十分重视新技术的投入，1905年，他们得知英国的制面设备比法国的要好，马上决定购进六部英制钢磨机器，生产能力顿时翻了一番，不久后，他们得悉美国研制出了新的面粉机，性能更加优良，于是又下决心举债采购。

荣家兄弟是一对十分奇特的组合，兄长荣宗敬长得浓眉方脸，英气逼人，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手段霹雳，弟弟荣德生则面圆耳长，慈眉善目，行事慎思笃定，稳健保守。两人在衣着上的区别也很明显，老大喜欢穿西装，整日发蜡闪闪，老二终年是青衫长褂，一付乡绅打扮。这种截然迥异、颇为互补的个性也充分体现在生意上，甚至成为了荣氏事业得以壮大的最重要的保证。

荣宗敬大胆扩张，见到机会咬住就上，他的经营哲学是“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是一个典型的激进战略痴迷者。在进口美制面粉机时，需12万两白银，茂新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的钱，荣宗敬力主向洋行借款，先付两成，其余两年还清。荣德生有点迟疑，他则认定，“只有欠入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1905年，就在面粉厂刚上正轨之后，他当即提出 “吃着两头，再做一局”，再办一家棉纺厂。从此，荣家靠面粉、纺纱起家，“既管吃，又管穿”，构筑出一个惊人的商业王国。当然，他的冒进个性也常常陷企业于巨大的危机之中。1907年，荣宗敬在上海做金融投机失手，造成数万元的巨额损失，连他先父创办的广生钱庄都搭了进去，被迫倒闭关门。生死关头，身在无锡的荣德生捧着自家田单及房屋单契，火急燎燎地赶到上海，以此做保，才把荣宗敬从烂泥中拉了出来。

后来20多年中，这种危急景象居然发生了多次，荣宗敬舔尽伤口，依然猛打猛冲，荣德生则在后面掩护救难，每每把兄长和公司从悬崖边拉回。就这样，荣家事业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十分奇妙而迅猛地扩张。

日后，荣家子弟枝叶繁茂，其个性往往游走在荣宗敬与荣德生之间。荣毅仁是荣德生的四子，但性格却像荣宗敬，喜好资本运营。1937年，21岁的荣毅仁从圣约翰大学毕业，风华正茂的小荣被老荣派到茂新面粉二厂担任助理经理，他兴致勃勃地草拟了一份计划，准备在全国建几十个面粉厂，形成 “面粉托拉斯”。老荣笑着对他说：“你的疯狂劲头不像我，倒像你大伯。”

再到第四代，从公开的资料看，荣智健之女荣明方个性又颇似她的大曾祖父，精于计算而勇于博取。此次澳元巨亏，便是由她操盘导致。其强悍个性早在几年前已经毕露，2005年，中信泰富投资的东区海底隧道申请提高过道价格，未能得到特区政府批准，身任董事的荣明方以合约中规定合理经济回报率达15%为由，启动合约中的仲裁机制，把加价申请交予国际仲裁，结果胜诉，获裁定回报率应达15%-17%，之后东隧疯狂加价67%。

东隧加价事件虽让公司获利颇多，但却受尽香港社会的批评，此次危机爆发，港媒少有同情者，其得也失也，可见一斑。

激进

荣家百年，传下很多祖训名言，其中不乏对冲矛盾之处。譬如 “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是祖训，“以小搏大，以一文钱做三文钱事”也是祖训。事实上，任何商业之成功，传奇之精彩，往往是激进与保守的均衡艺术。

茂新面粉厂办了八年之后，到1910年，工厂产量比初建时大了十倍，已经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厂了，这时候，两兄弟兵分两路，老二荣德生留守无锡，老大荣宗敬去了上海。1912年，荣宗敬在上海新闸桥开出第二家面粉厂，起名福新。他在股东会上提出，为了扩大再生产，三年内不提红利，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滚雪球”。

为了加快“雪球”的滚动速度，以冒险为乐事的荣宗敬采取了新建、租办和收购等多种手段，在上海滩上，他放出风声，“只要有人愿意把厂子卖出来，我就敢买。”1913年夏天，他租下陷入困境的中兴面粉厂（两年后全资收买，改名为福新四厂），到了冬天，在中兴厂东面，新建福新二厂。1914年6月，又在福新一厂的旁边吃进土地，建起福新三厂。

至此，在上海闸北的光复路上，沿苏州河一字排开四家荣家面粉厂，其高耸的烟囱日日浓烟滚滚，机器的轧轧声昼夜不绝，苏州河里运麦装面的船只更是川流不息，景象已是十分壮观。1916年，荣宗敬又远赴汉口，建福新五厂，第二年，租办上海老牌的华资面粉厂华兴，改名为福新六厂。从此，无锡荣氏兄弟的名声轰响于中国商界。

荣宗敬是一个疯狂的扩张主义者，他办厂有两大手段，一是求多，一是求新。他的经营哲学在下面这段话中透露无遗：“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在讲求规模效应的同时，他在质量上也是不惜血本，工厂购置的制面设备都是当时最先进的美制机磨和600筒面粉机，他又根据中国小麦的特点，对打麦机、荞子机和圆筛等设备进行了技术改进，使得面粉的质量和产量都高于同时的外国工厂。

荣宗敬在上海等地拳打脚踢，弟弟荣德生在老家也没有闲着，当时无锡有五家面粉厂，1914年，他收购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不久又租办了泰隆、宝新两厂，于是，五家工厂有四家归入荣氏囊中。

短短五年中，荣家手握十家面粉厂（其中八家自有，两家租办），每日夜可出面粉4.2万袋，已是无人可敌的“面粉大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工业停滞，面粉军需却暴增，中国面粉以价格低廉、产量可观而一跃成为全球新出现的采购市场，荣家的“兵船”牌面粉远销到欧洲和南洋各国，因质量稳定，它成了中国面粉的“标准面”。

在面粉上陡成霸业的同时，荣家的棉纱工厂竟也同步急进。

创办于1905年的振新纱厂到1912年时，已经很赚钱了，每年可得利润20余万元。1915年，荣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桥开建申新纱厂，购英制纺机36台，第二年投产开工，正赶上欧战期间的需求饥渴，上海的棉纱价格大涨，从每件90余两狂涨到200两，出现了“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的暴利景象，申新在开工后的三年里，棉纱产量从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产量从2.9万匹增加到12.8万匹，盈利更是惊人，从开办当年的2.06万元增加到22.2万元，三年增长十余倍。

荣宗敬还干了一件让中国商界很长脸的事情，1917年，他出40万元买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经营的纱厂，改名为申新二厂。自1884年，“红顶商人”胡雪岩斗丝惨败后，上海棉纱业先为英美商人控制，后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国企业竟有气魄和能力收购日本企业，一时成了埠上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闻。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经济观察网相关产品

(共有条评论)

更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