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家培：接轨世界

上一次采访乌家培是八年前在他家。那里原先是钱钟书、杨绛先生的家。置身其中，自然联想到这座房子里的人和事。这一次，是电话采访，77岁的乌家培正在泉州给博士生上课。他依然活跃地工作着，然而，眼疾害得他几乎失明了，这不由得让人感叹岁月无情！

“文革”后，第一个来访的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是在1979年，由计量经济学创始人克莱因率领。乌家培想不到，因为参加接待，为他与克莱因、与计量经济学建立起那样深远的连接和缘分。值得注意的是，克莱因一行甚至早于东欧国家的布鲁斯和奥塔·锡克来华。克莱因是一个伟大的行动者，中美刚刚正常化，便以经济学家之身，搭建东西方桥梁，其意义远远超过他所主持的世界经济模型连接项目（LINK）。

1980年，对于克莱因和乌家培都是非凡的一年。克莱因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个荣耀的夏天，他再来北京，举办计量经济学暑期讲习班，为中国培训第一批计量经济学人才。而乌家培则作为社科院第一批访问学者，被马洪派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克莱因教授门下学习。

无疑，乌家培是幸运的。不过，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幸运，是一连串的幸运，其中凝聚着几位前辈的心血。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学家以阐述经典和政策为主，只有定性，没有定量分析。其实，有人不仅想到要开展定量研究，而且也有布署、有行动。1955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统计系的乌家培，既有红的背景，又有专的才能，被孙冶方点将，成为最早的经济数学方法研究者之一。

1958年12月，孙冶方在布拉格参加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学术协作会议”后，顺道于1959年1-2月访问苏联。看到苏联同行在搞经济数学化，孙冶方也打算把它引进来，于是派乌家培、田光去苏联学习。为此，乌家培先被送去中国科技大学学了两年数学。就在护照、签证、置装等一切准备就续时，中苏关系破裂，未能成行。随后，孙冶方在经济所设立了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小组，有乌家培、张守一和甘兆熙三人。“经济数学方法”的全称是“在经济研究和计划工作中应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他们首先做了一些翻译，像苏联湟姆钦诺夫院士的《经济数学方法和模型》（1982年出版），苏、波、匈、捷等国有关部门联系平衡表的一批论文，集成《投入产出法文集》；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式、部门联系平衡表以及经济计量学的批判利用等。1965年，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找数学家华罗庚商讨建立经济学家和数学家联盟时，乌家培也在座。

经过暴风骤雨的 “文革”，到了1979年，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交给乌家培一个任务，召开“开展数量经济研究，成立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座谈会。会后，于光远拍板，定下了“数量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据说，这个叫法，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也曾用过。

1980年大年三十，乌家培等五位社科院第一批访问学者到了美国。虽然中美建交一年了，却未通航，他们绕道欧州。按照中美双方的外交对等原则，需要亮明身份时，这五位共产党员只报了四位。当我好奇地问为什么时，乌家培只是说：“不能说五个。考虑到周天豹年轻，就瞒了他了。”

先进入的是科罗拉多州美国经济研究所。来美上大学的外国学生得先在这里学英语、数学、统计学等。乌家培们学了半年英语之后，才分散到各个大学：张磐去麻省理工学院，刘景彤去匹兹堡大学，周天豹去斯坦福大学，黄范章去哈佛大学，乌家培则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

既然是党员就要过组织生活。他们组成了临时党小组，怕被窃听，不在房间开会，到草地上过组织生活。五门英语课中，阅读、写作、语法是他们的强项，听、说是弱项。乌家培说：“因为文化差异，人家讲电影，咱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提看了，怎么听得懂。”有人建议，住到美国人家里可以快速提高英语口语水平。小组长乌家培便去和校方交涉。就在他们要搬家时，管人事的一位老太太出差回来，坚决不同意他们搬走，又说不出理由。乌家培们警觉地意识到，其中肯定有猫腻，联想到五个人的房间，分别在不同楼层的上下一条线位置。此时，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思维还在，不过，已经有了 “中国热”。美国人非常想了解这个封闭了几十年的国家，尤其好奇“文革”。每个周末都有人请他们去聊天，他们也看到了美国是一个多元的、万花筒般的社会。“有的社会主义者比我们还要社会主义”，乌家培说。

学校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轮流主办晚会，命名为“日本之夜”、“中东之夜”。按理，应该有“中国之夜”。可是，乌家培、黄范章等都比较拘谨、发怵。而且，还有一位台湾同学，总不能分开搞台湾之夜和中国之夜啊。学校远离华盛顿中国大使馆，无法请示，他们跟台湾同学商量，咱们一起搞一个中国之夜吧，不谈政治，只介绍文化，不用中国歌曲，用广东乐曲，没有政治性，还可以跳舞。张磐是五人中职位和党龄最高的，他说：“出了事我负责。”其余四人都说：“不要你负责，我们五个人顶。”黄范章说：“我们凭着自己的党性去做。”举办“中国之夜”的消息一传出，就受到台湾侨民的热烈响应。他们做菜，拿来古董、旗袍，晚会搞到凌晨，非常成功。这是30年前的两岸交流，他们回忆起来都很骄傲。

1980年10月，得知自己所在的经济所所长许涤新带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来美，乌家培赶去威斯康辛大学参加他们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等经济学家的交流。乌家培印象很深：“中方报告有很多资料和观点，都是理论性、政策性和宣传性的规范研究，美方报告，几乎都是应用性、分析性、定量化的实证研究，有数字、公式、图表。这使我产生一种感受，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风格和方式如能相互取长补短，那有多好啊！”来自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一位朋友访问宾夕法尼亚大学计算中心时，看到成堆的打印纸，感慨地对乌家培说：“这个我们可学不起，哪儿有这么多纸啊！”1980年代初的美国已经计算机化了，中国才是开始使用计算器的时代。

为庆祝克莱因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81年3月，各国经济学家代表在纽约联合国开LINK预测大会。乌家培记得清楚：“三月了，还下大雪，我住在联合国对面的PlazaHotel,第一次住这么豪华的宾馆。”会后，他和克氏及其夫人一起回费城。“在美国，是先生给夫人提东西。所以，克氏拿着夫人的东西，我则帮克氏拿东西。我怀里抱了一大本计算机打印出来的韩国宏观经济模型。”在电梯里，克莱因说：“这是第一个韩国模型，是个新生婴儿，好好保护。”此时，在世界经济模型连接项目中，只有斯坦福大学刘遵义做的一个小规模中国模型。克莱因希望有来自中国大陆学者的模型，连接到世界经济模型中。

乌家培在美国写了一本《经济数量分析概论》。黄范章劝他别写，乌家培觉得回国就没时间了。福特基金会规定，最后三个月可以旅游。乌家培利用这个时机访问了14个科研单位、大学和企业的50多位著名学者，如阿罗、萨缪尔森教授等，写了一份《发展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的调研报告。

1982年回国时，乌家培整50岁。他奉命筹备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他与董辅秖合作主持了“六五时期的国力预测”、自己主持了“宏观经济模型及其应用研究”等重大项目，出版了《投入产出法在中国的应用》（1984年）、《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研究》（1986年）、《经济计量方法在中国的应用》1986年）、《宏观经济控制论》（1990年）专著。

当时，政府领导人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经济计划需要经济预测、经济管理需要现代化等具有强烈意识。于是，投入产出分析和经济预测方法普遍发展起来。这是一个突破性转变：重视数量，背离教条主义，摆脱只讲概念的时代。1982年10月，国家计委成立经济预测中心。5年后，成立国家信息中心。乌家培先后担任中心总经济师、副主任。

1985年，国务院领导批准中国参加克莱因的世界经济预测模型系统。乌家培、范木荣和郑绍廉领导有关单位开始研究用于LINK项目的中国模型。一年之后，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终于正式联结到世界经济模型的系统中。如果说中国经济和世界的接轨直到21世纪才大体完成，而模拟的接轨则始于1980年代。LINK创造了一个平台：连通中国和世界。

改革，有时被一些论者抽象、笼统和意识形态化。其实，改革和发展是彼此嵌入的，市场化意味着数量化。虽然过去的计划也是以数字体现的，但是，它们生成的方式完全不同。当人们拼凑改革图景时，数量化被挤到了视野之外。是上世纪80年代自上而下对于科学决策的要求，IT革命的悄然兴起，统计核算体系的完善，汇聚成了推动中国数量经济学科发展的契机。乌家培正是在这一时代潮流中，成为接轨的中心人物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克莱因在过去30年间，来访中国超过50次。1992年，他受聘国家信息中心顾问。

和乌家培谈话，我常常受困于他浓重的宁波口音，而他偶尔吐出来的英语，却是熟练而清晰。

柳红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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