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风云录

2009-06-23

雷颐

“欲尽此情书尺素”是晏几道的名句，鱼雁传书，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又将写信人与受信人当时的“情”与“况”相当真实地“记录在案”。《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收录未公开发表过的文坛名家书信四十余通，时间跨度从1948年到1982年，而这三十多年正是共和国文坛经历狂风暴雨的年代。而且，每封信都有搜集者徐庆全的详细监注笺释，旁征博引，将写信者与收信人的历史、背景、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梳理得一清二楚。

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在共和国成立的时刻，赵树理给周扬的信、沈从文给表侄女张以瑛的信，生动反映了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作家的心境。

赵树理是 “解放区”的作家，是“党和无产阶级作家”的典型，他的作品被称赞为“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作为胜利者和党的干部，他知道自己即将成为文艺主管部门的官员。不过，他毕竟又是真正的作家，知道当官——尽管是文化官员——就不可能当真正的作家了，然而，他作为党的忠诚干部又深知自己的责任，必须听从党的安排，无条件为新生的政权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于是，他在给周扬的信中，坦陈了自己思想的矛盾、迷惑。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当作家，而且是回到家乡当专写农村、农民的作家。

赵由于长期参加农村土改、整党、建政等工作，对农村工作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在给周扬的这封信中提到，他曾给有关部门写了长信反映农村情况，以总结教训，并请有关部门将此信转给周扬。他的这封信题为“农村问题一束”，首先就是“老区土地改革的一般规律与几点教训”。他认为，有三点规律：第一，虽然农村土改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但因分配组织与分配路线上有毛病，致使封建财产耗费而贫农未得普遍翻身”。那么，这些“封建财产”到哪里去了呢？他明确说道：“1.斗争时吃喝了一部。2.干部积极分子偷窃或霸占了一部。3.有些驻地机关收拾了一部。4.其余在分配时，有的按问题分了，有的平均主义分了。”第二，当各地发现贫农“没有普遍翻了身或翻得不彻底，但未查出上项原因”，反而误以为是土改不彻底，提出“填平补齐”。但实际情况是“残存之封建财产已是少数”，离上面提出的填平补齐之数差很远，于是“下级干部为了完成‘填平补齐’任务，把目标扩大到中农层”，所以又发生侵害中农之举。第三，土改结束时，“又使多占果实者退出多得之数来补错斗中农”。他提出有以下几点教训：“（1）斗争初期，诉苦说理是群众，而吃大锅饭、非法多占则为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开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恶化之端，直到土改结束时群众这类意见还存在。（2）中贫农间造成不易消除之裂痕。（3）党员干部积极分子讨惯了便宜，视便宜为当然，退出多占果实便要埋怨上级。靠退出之果实补被错斗之中农，往往补不到最低生活水平，更与原有之生活水平相差太远，因而这些人也埋怨上级。”他还对农村互助组及今后的合作社各项政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非常细致的看法，确有远见。因此，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也非偶然矣。

沈从文则是“国统区”的名作家，从1948年起，共产党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便集中火力对他猛烈批判，郭沫若批判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张以瑛的父亲是被国民党枪决的共产党人，她本人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在这对自己是“生存”还是“毁灭”的大变革前夜，沈从文只能向自己这位革命的表侄女求救，希望通过他向自己早年的朋友、现在是新政权当权者的丁玲寻求帮助，想与时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张以瑛父亲的老战友陈沂谈谈。他诚惶诚恐地写道：“只要有机会，不问什么小事，我都要克服困难去做，以为多少总可以把剩余生命为人民做一点事。但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他的要求非常卑微：“让我在一新工作环境中不声不响试试三年五载，会从工作学习中有改造表现。”最终，他放弃了作家的笔，而选择了当时非常冷僻的古代服装研究。

1955年5月中下旬，对胡风的批判骤然升级，《人民日报》加严厉的编者按发表了舒芜的文章和信后，胡风的罪名由“小集团”接连升格为“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5月30日，胡风的老友、曾经劝阻舒芜公开信件的聂绀弩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主编，正在井岗山、瑞金访问的旅途之中，忙给当时大权在握、具体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周扬写了封长信，无情地揭发了自己的多年好友胡风，将胡风的“底细”悉数端出……其揭发之细致、“用心”之深之细，确令人深感震撼：这是我们所知道的聂绀弩吗？

不过，聂绀弩并未逃过大劫，所受迫害不断升级，最终也被投入监狱。而且，他也被老友详细揭发。许多人不解，他后来明明知道那位老友揭发自己，却仍心无芥蒂与其来往，仍与其保持友谊，读了此信，就可以理解了。聂被誉为“论武略可以为将，论文才可以为相，弃高官厚禄如敝屣”的奇才，连他都在压力并不十分大的时候，如此揭发了几十年的老友，因此他非常明白，平凡之人都有迫不得已之时、迫不得已之处。传奇般的经历使他对人性弱点的了解较常人更加深刻，因此他也更加豁达、更加宽容，更加洞明世事。但聂绀弩毕竟是聂绀弩，当他饱经磨难之后，自己还未完全“平反”，就甘冒风险为仍在狱中的胡风大鸣不平，为之奔走。或许，是对当年自己“揭发”的一种救赎吧。

查处“胡风事件”的周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17年有 “文艺沙皇”之称。但“文革”中他却是受迫害最早也最深者之一，但“文革”刚结束时，在批判“四人帮”时的历史惯性又把他连带批判一番，真让他有欲哭无泪之感。虽然仍是带罪之身，但他毕竟看到了希望。他给党中央写了封长长的信，陈述自己的冤情和委曲。不久，周扬终于重新走上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他痛定思痛，从“文艺沙皇”变成思想解放的旗手。然而，在新旧交替的时刻，文坛格外敏感，因此风雨更多，这些，周扬都躲不过去。因此，好几封信都是给他的，或是与他密切相关。如果不是看了陈荒煤给他的信，谁能想到他1978年9月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引起社会强烈共鸣的“阿诗玛，你在哪里”的文章，却引起了当时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强烈不满，他们担心《阿诗玛》会给青年人带来副作用：“比方男主人公阿黑和阿诗玛相爱时，有‘一天找你九十九遍’这样的歌词”。在强大压力下，陈荒煤不得不写信向思想开明的周扬寻求支持。陈的文章和周扬的支持，使“文革”前拍好就被禁的《阿诗玛》终于公开上映；人们终于在一家精神病院找到了已被迫害得精神失常、眼睛痴呆无神、充满惊恐、说话时手脚不停颤抖的女演员杨丽坤。

这几十封信，反映的其实不仅是“文坛风云”，而是那几十年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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