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的符号意义

一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一幕幕你死我活的民族、阶级间的生死大搏斗，刀光剑影，险象环生。在这充满血与火的历史舞台上，无论“进步”还是“反动”，肯定还是否定，赞扬还是批判，人们的目光自然容易长期“聚焦”于林则徐、洪秀全、杨秀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慈禧、袁世凯、孙中山、黄兴……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不过，他们都是某一历史阶段的“主角”，而未能参与近代史的全程。而远非风云人物的容闳，却是惟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者。容闳被称为中国近代“留学之父”或“新式教育”的催生者，其实，他的贡献远不止于教育领域。而他的一生，不仅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且有迥异他人的独特意义。

1828年（清道光八年）深秋，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农家。此时，原属香山县的小岛澳门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300年。中国历有边患，对一个远离中原、荒芜不堪的弹丸小岛被“红毛夷”占租，长期以来并不以为意。然而，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化的过程已经开始，澳门的被租占其实是“全球化”序曲中的小小一节。这种背景，与传统边患完全不同，其意义迟早将在历史的进程中表现出来。因此，在华夏文化版图中长期处于“边陲”的岭南地区，必将一跃而得全球化的“风气之先”，成为引领近代中国的先进之区。当时尚属偏僻之地的贫穷农家之子容闳，因缘际会，成为历史新潮中“向涛头立”的弄潮儿。

明中期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已经超过中国，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作为传教策略，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了中国。从清初直到康熙朝中前期，传教士仍可在中国传教。因与教会的矛盾冲突，从康熙朝后期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朝一直实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传教士一直没有停止悄悄在中国沿海传教的活动，并为贫穷人家兴办一些医院和学校，以吸引人入教。葡占澳门，自然成为传教的大本营。

容闳8岁时，容闳之父就将他送到澳门一所教会学校上学。之所以将小儿子容闳送到外国教会学校上学，容父有一个贫苦农民最简单、最普通的想法。他供养大儿子读传统的私塾，想让他走中国传统科举功名之路，通过科举当官。但他家贫穷，只能供养一个孩子读书，无力负担小儿子容闳读私塾。而外国教会学校免除学杂费，还免费提供食宿，正好可将容闳送去读书。另外，他曾看到邻居就因有人懂得一些 “红毛夷”的“番话”而发财，给他以启发，大儿子走读书做官的路，小儿子走读书发财的路。这些都说明，与澳门紧邻的广东香山地区的穷苦民众最早破除了 “华夷之辨”、“华夏中心”等传统偏见，接受外来文明已无心理或文化障碍。

在教会学校，容闳学习英语和近代自然科学课程，又兼听中文教师讲授《四书》、《五经》。不久，这所学校停办，容闳回家务农。1840年，容闳的父亲病逝，家中更加贫困，容闳有时做农活，有时挑担沿街叫卖。这年秋天，经人介绍，容闳再到澳门，在一家天主教办的印刷厂当童工，11月进入教会办的马礼逊学校读书。自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西方传教士和有关机构纷纷由澳门迁往香港，容闳也随马礼逊学校由澳门到香港。马礼逊学校的校长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人勃朗牧师，这所学校开设中西课程，实行中英文双语教育，中文教育仍以《四书》、《五经》为主。几年的教会学校教育，使容闳对西方历史、地理、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拿破伦的伟业，纽约的繁华，曾写过一篇题为“溯哈德孙河遨游纽约之意想”的作文，描述了自己对大都市纽约摩天大楼林立繁华盛状的“意想”。这些都表明一种“世界”的知识和观念，正在华夏文化“边陲”的草根中一点点传播。而当时绝大多数国人，对此都一无所知。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是近代中国“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那么容闳等几个乡间穷小子，则是“草根”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林、魏的“看世界”是“自觉的”，而容闳的“看世界”则是“自然的”。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愿意还是不愿意，谴责还是赞扬，“草根”与“精英”都开始有人“睁眼”，全球化就这样来临了。

1846年年底，勃朗校长夫妇因病返美，临行前表示愿意带三、五名学生一同赴美留学，容闳第一个表示愿去，随后又有两人表示愿去。由于容闳三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勃朗设法为他们解决了路费、学费等留学的所有费用，而且还给他们每人父母筹到了一笔赡养费。这些，都使容闳十分感动。在容闳的青年时代，勃朗对容闳最为关心，处处提携，对他的帮助最大，影响也最大。勃朗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以改革旧教育、提倡新式教育为己任。他提倡教育民主、平等、自由的观点，成为容闳教育观的基础。后来容闳对太平天国提出的“七策”中关于教育制度的系统蓝图，就源于勃朗的《致富新书》中有关论述。容闳长期提倡的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宗旨，也是勃朗关于各科教育协调发展的办学方针的延伸。

1847年1月4日，容闳与其他两位同学一起跟随勃朗校长从广州黄埔港乘船赴美。4月12日，他们到达纽约，容闳没想到纽约的繁华竟超过了自己几年前的 “意想”，而几年前“游纽约”的幻想今天竟成为事实，更使他感到只要努力，幻想也有可能变成事实，使他今后做事更加坚韧。

稍事休息，他们便从纽约再往马萨诸塞州，入孟松学校。在孟松学校哈蒙德校长的教诲、影响下，容闳阅读了大量文学著作，如狄更斯、司各特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尤其爱读《爱丁堡评论》杂志。这份杂志，也是苏格兰启蒙学派的重要阵地，他们曾从新知识和启蒙思想的角度抨击过牛津和剑桥大学教育的腐朽衰败,表达了他们对大学教育的失望。容闳后来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改造、对中国社会改革的观点，也可看到这份杂志对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容闳无疑是最早接触、接受近代启蒙思想的中国人。虽然他对启蒙的了解、接受是零星的、破碎的、间接的、感性的，并因过于“超前”而影响不大，但其象征意义却不容低估，预示着近代启蒙思潮即将激荡古老的中华帝国。君不见，“启蒙”在近代中国虽然屡遭挫顿，甚至 “夭折”，但又一次次重生。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从未被人注意过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终于开始引起国内思想界、学术界的重视，时距容闳接触苏格兰启蒙运动已整整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作为具体的个人，容闳的经历纯属偶然；但作为“符号”出现的“容闳”，却是全球化中国进程中的必然。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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