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从“天国”到“洋务”（上）

2009-07-22

雷颐

在上海，容闳的社交面逐渐扩大，与《几何原本》的翻译者著名数学家李善兰，较早翻译西方数学、物理学著作的华蘅芳，化学家徐寿等名流成为朋友。这些人是中国当时绝无仅有的几个了解西方近代科学的人物，不久后他们在曾国藩办洋务时都入曾幕。

不过，容闳的目光最先却是投向太平天国。他把近代化改造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之所以首先对太平天国寄以希望，一是洪秀全族兄洪仁玕1859年自香港到达天京，受到洪秀全重用，被封为干王。容闳在香港时就与洪仁玕相识，知道他思想开明，因此认为他有可能支持自己改造中国的构想。另外，他在澳门教会学校读书时的小学老师、美国传教士罗孝全还当了太平天国的外务丞相，协助洪秀全办理外交事务，因此容闳认为太平天国非常开明、开放。更重要的是，容闳并无传统读书人的正统观念，他痛恨清政府的残暴、腐败，对太平军本就一直好奇，抱有好感，所以在1860年与两位外国传教士一起冒险前往 “天京”考察，他承认， “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太平军的性质，察看他们是否适合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王朝”。

经过一番周折，容闳一行于11月18日到达天京，第二天就见到了干王。老友见面，分外高兴，畅谈甚欢，性急的容闳立即和盘托出自己的七点建国之策：一、按照科学原则组建军队。二、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培养有学识、有才干的军官。三、创办海军学校，建设海军。四、组织良善文官政府，聘用有才智有经验的人担任各行政部门的顾问。五、创立现代银行、金融制度，厘定度量衡标准。六、为国民建立各级学校教育体系，把《圣经》列为主课之一。七、建立各种实业学校。这七条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重要方面，是他改革旧制度、建立使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蓝图。虽然在当时看来这像是天方夜谭，其实反映了历史的趋势。两天后，洪仁又主动要和他见面，肯定了容闳所提出的七点建议的优点和重要性，但最后却说，他完全懂得这些建议的意义，不过只有他一人理解，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所以无法实施。而且，其他诸王或将领都在外打仗，如此重大的事情要等他们打完仗回来后才能决定。这番话其实婉转告诉容闳，现在根本无法实行这些设想。容闳大失所望，当天就 “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没想到几天后，洪仁玕派人送给容闳一个小包裹，容闳打开一看，非常惊奇地发现里面是一方小印，长4英寸，宽1英寸，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 “义”字头衔。还有黄缎一幅，上面写明 “义”的官爵，并盖有干王的官印。太平天国 “王”下设六等爵位，即义、安、福、燕、豫、侯， “义”是仅次于 “王”的爵位。按照太平天国的官秩爵序，属于第四等高阶。由此可见洪仁对他的重视。但容闳根据一个多月的观察，深感太平天国不能实现他的理想，他写道： “根据对太平军领袖行为和品行及施行政策的判断，对于他们最后的成功，我是极抱怀疑的”， “我确信太平天国既不能完成改革中国大业，也根本无法使中国复兴”。第二天，他来到干王府，对干王如此器重、授予自己如此显贵的身份，深表感谢，但将委任状和官印当面还给洪仁玕，谢绝了洪仁玕的好意，同时告诉干王，无论何时，只要太平军领袖们决定实施他所提建议或仅实施其中一项，只要需要，自己将尽力而为。最后，他失望地离开了天京。

虽然对太平天国相当不满和失望，但他对其又并不完全否定：“予意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 “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虽然农民造反的结果有可能更加坏，但政府、政治严重的腐败黑暗却是农民造反的根本原因，这确是真知灼见。

天京之行本想借太平天国来实行自己的教育计划和政治改革计划，结果完全落空。这时，传来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安庆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还造成轮船一艘的消息，容闳于是对曾抱有某种希望，来到曾的驻扎地安庆，托人认识了他身边的亲近幕僚赵烈文，请赵引见曾国藩。几天后赵烈文便向曾推荐容闳，曾听说他的情况后决定立即召见。但接连几天，赵却找不到容闳。为何主动求见却又不辞而别，其中原因他从未说明，大约是他先前对曾并不了解，事到临头却想起自己不久前到过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且与干王洪仁来往密切，难免顿生为曾不容、甚至加害于己的顾虑，所以突然不辞而别吧。

面对现实，容闳找不到一个可以施行自己抱负的政治力量， “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借雄厚财力”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理想。敢于冒险的容闳在无人敢去的太平天军与清军 “拉锯区”低价收茶，到上海、九江等地高价卖出，虽然几次遇到生命之危的险境，但他临危不惧，每次都平安度过。风险与收益往往成正比，所以很短时间内，他就收获颇丰，发了大财。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中国并非 “工商立国”，商人根本不可能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想靠经商致富来改造中国完全是幻想。幻灭之后，已成富商的容闳感到报国无门，不知国家富强之路在何方，他陷入了深深的沮丧、彷徨之中。正在苦闷之时，1863年春，他收到了一封改变他命运的来信，而且也将在某种程度改变近代中国的命运。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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