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开辟留学路（下）

2009-08-13

雷颐

到美国后，这些幼童在美国学校上学、住在美国人的家中，他们的行为举止自然开始变化。容闳积极支持他们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打篮球、棒球、足球，支持他们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他们迅速融入美国社会，例如自行车刚在美国问世时，幼童们也感到好奇，试着骑，耶鲁大学第一个学会骑自行车的人就是中国留美幼童；其中一人还当过耶鲁大学划船队队长，许多人还学会了跳舞，由于他们彬彬有礼，许多美国女孩都喜欢和他们跳舞，不少美国男生非常忌妒。在服装上，他们由于经常运动，开始讨厌中国的长袍马褂，而喜欢穿运动衣。最使幼童感到头痛的是头上的辫子，一个美国人写道：“这许多孩子的装饰，除了拖着一根辫子，其他与我们无异。当他们踢足球的时候，将辫子塞进内衣里，有时缠在头上，辫子一散开，对对手的诱惑过大。”因此，有的幼童把辫子剪掉，见清政府的留学监督官员时再戴上假辫子，但清政府官员发现后会非常愤怒。幼童们1876参观了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在参观博览会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格兰特还专门接见了留美幼童，他主动与幼童握手、照相、亲切交谈，鼓励他们用心学习。美国总统平易近人，与见中国官员要下跪磕头形成鲜明对照。幼童在美国一点点感受到近代文明的自由、平等、民主精神，这些都使他们对中国的专制制度产生反感。

对学生们的变化，容闳认为正常，但先后到美主管其事的陈兰彬、区谔良、吴子登等却认为是大逆不道，双方矛盾日深。容闳以为双方的不同通过彼此沟通、交流就可解决，完全没有想到中国官场政治文化中偷偷向上级打对方“小报告”的传统。陈、吴、区等不断向朝廷、李鸿章等暗中“汇报”容闳的“劣迹”。他们攻击容闳对学生失职纵容，“任其放荡佚”，“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这些学生“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少而游戏时多”；鼓励学生参加社团活动是鼓励学生“入各种秘密社会”；学生不遵孔孟之道，不愿行尊师跪礼、甚至有人信了基督教……总之，留学外洋是“利少弊多，难得资力”，“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实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支持留学事业的曾国藩已于几年前去世，国内顽固派官员本就坚决反对派留学生，此时借机全盘否定留学事业，有人上奏称留美幼童“毫无管束，遂致抛荒本业，纷纷入教”，甚至原来支持派留学生的恭亲王奕盉也态度生变。一时间朝野对留学事业的攻击、指责甚嚣尘上，沸沸扬扬。朝廷于是责令李鸿章等查明此事，对失职官员坚决调离，对留学生要严加管束，有不服从者 “即行撤回”。李鸿章立即致信容闳，批评他严重失职，要他今后少管留学生事务，同时命令陈兰彬、吴子登等“设法整顿”留美幼童，但又要他们以大局为重勿因个人积怨将事态扩大。

一直蒙在鼓里的容闳此时才知道陈、吴等人对他和留学生的诬告，愤怒异常，立即给李鸿章写信说明真相，但为时已晚，朝廷已深受陈兰彬等人的影响，认为留美幼童问题严重，容闳难辞其咎，而且陈兰彬等人继续连上奏章，罗织罪名，一再要求朝廷将留美学生完全撤回。得知清政府态度后，容闳又气又急，四处奔走，想法设法拜访、联络美国社会名流和政要，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劝说清政府改变态度，挽回事态。耶鲁大学校长朴德起草、一百多位大中小学校长、老师、幼童监护人联名给清政府主管留学事务的总理衙门写了一封长信，盛赞留美幼童近十年来的表现，说明他们品学兼优，可望成才，如果中途撤回，功亏一篑，前功尽弃，殊为可惜，对中国损失巨大。大文豪马克·吐温亲自找到曾经访问过中国、与李鸿章相识的前总统格兰特，请他帮忙。格兰特立即给李鸿章写信，希望中国政府允许这些学生在美完成学业后再回国，否则极为可惜。

但这些全无用处，当时国内朝野上下，无人知道、理解美国名牌大学校长的社会地位和意义，很可能还只以为是一个“洋私塾先生”呢。而李鸿章得到格兰特信后则举棋不定，提出留一半、撤一半的妥协办法，显示典型的“李氏处事风格”。但这时朝廷已决定将留美幼童全部撤回，1881年6月,总理衙门大臣奕盉上《奏请撤回留美肆业学生折》，援引陈兰彬的话指责留美幼童“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不辨事非，“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提出将留学生全部撤回。从1881年8月起，留美幼童分三批撤回，将近十年的留美学习，终于功亏一篑。

与大清王朝撤回留学生形成鲜明对照，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规模越来越大。1854年，闭关锁国的日本被美国军舰敲开了大门，一些藩国的首领认识到 “开国进取”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之道，于是不顾幕府禁令偷偷派遣少数学生到欧美学习，但自明治维新以后，大量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成为国策，1869年派了50个人，1870年派了150人，到了1873年，就有上千人在欧美留学。派出的留学生中还有5名女生，明治天皇还亲自接见9岁的津田梅子，慰勉她到国外好好学习；有一位在美国还是詹天佑的同班同学。很多留学生回国后，在日本的军事、教育、政治各方面的体制现代化变革中都起了重要作用。中日两国留学事业的不同命运，也从一个侧面预示了中日两国在近代的不同命运。

留美幼童提前撤回、容闳教育兴国计划中途夭折，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严重挫折，不过，其意义却不容低估。与日本明治时期留学生对本国的作用相比，他们对中国社会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固然要晚得多、小得多，但这恰恰说明中国的“出洋留学”面临的反对、困难和障碍要比日本强得多、大得多，所以其“突破性”意义或许更大。从晚清直到民国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的近代化事业艰难行进，人数不多的留美幼童在这困难重重的转型中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其中7人在中法、中日海战中牺牲；担任国务总理职位1人，外交部长2人，海军元帅2人及海军军官多人，铁路专家和管理者14人（5人是铁路局长），矿冶专家9人，军医4人，电信专家和管理人员多人(3人担任电信局长)，航运造船多人，包括曾任江南造船厂厂长的邝国光、创办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并担任第一任校长的唐国安和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而教师、律师、医生、新闻媒体人员、商人、金融界人士等则更多。

容闳的以留学为核心内容的教育兴国计划虽然失败，但毕竟是中国教育走向近代的艰难一步，是中国教育制度近代化的先声。而且，更是后来越来越强劲的“教育救国”思潮的先导，今日提出的“科教兴国”，亦可溯源至此。“西学东渐”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内容，首批派遣留学生毕竟在当时壁垒森严的“夷夏之大防”中打开一个缺口，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直接沐浴“欧风美雨”，开创了“西学东渐”的新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纪元。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经济观察网相关产品

(共有条评论)

更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