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经济”到“变制度”（下）

2009-08-25

雷颐

容闳开始听说自己的银行、修路计划最后被朝廷否决时非常惊讶，他确实想不到清政府已腐败到如此程度，一切要金钱开道。慈禧的宠臣、那个最有实权却坚决反对“新式”事业的荣禄更是最为贪渎之人，凡事大多以向他行贿多少决定可否。他以为容闳从海外归来必定非常富有，必有厚金报效，所以开始对容闳态度颇好。但容闳对这种“潜规则”却一窍不通，认为只要自己的计划对国家、对朝廷有利，就会得到朝廷首肯，根本没想到或不屑于行贿，结果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的荣禄也表示反对。

无情的事实使容闳对清政府贪腐认识更加深刻也更加愤怒，他一针见血地写道：“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贿赂之为物，予直欲目之为螺钉，一经钻入，即无坚不破也。简言之，吾人之在中国，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事事物物，无非拍卖品，孰以重价购者孰得之。”

洋务派愿意创建现代银行、修造铁路，无疑较反对兴办这些近代新事业的顽固派大为开明进步。不过，由于这些新事业、新项目利益巨大，涉及各利益集团，因此各利益集团往往不择手段争项目、争投资，想方设法阻挠、破坏他人立项。对这种利益的争夺与分配，应有一套规范、透明的制度与程序制约，使之尽可能公平公正。否则，必将导致贪渎无艺、贿赂公行，政府与社会将被迅速腐化。纵观晚清历史，清政府一直未能进行制度改革，建立起最基本的有关制度与程序。政府的巨额投资完全由官场的权力、权谋和金钱主导，这是清王朝最后覆亡的重要原因。

这时，已有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危机已迫在眉睫，开始进行制度变革。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维新派的“机关报”《时务报》详细介绍了容闳创办国家银行和修筑铁路的内容，并加按语明确支持。湖南维新派创办的《湘报》也全文登载了容闳创办铁路的条陈及最后受阻的详情，为容打抱不平。

容闳早就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体制、制度问题，只是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依靠，因此寻找、依靠洋务派，从办新式教育入手到最后朝廷制度改造，他对朝廷还抱有一线希望。现在，通过洋务派的努力也最后失败了，但一股要求变革政治制度的政治力量突然崛起，并对容闳表示支持声援，容闳自然与之一拍即合。年已七旬的容闳，仍精神焕发地积极参与到维新运动中去。容闳参加了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的大会，对康的主张大表赞同。以后维新派开会他都积极参加，一起商讨变法大计。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经营下，实行“三湘新政”，成为维新运动最有生气的省份。湖南维新派积极与容联系，容也对 “三湘新政”大表支持，举荐不少新式人才赴湘，双方互通声气，遥相呼应，相互支持。

此时，康、梁刚登上政治舞台，容长康30岁，长梁45岁，已有相当的社会声望，而且与康、梁是同乡，因此康、梁对他十分尊重，经常征求他的意见。而容在东华门附近的金顶庙（又称关帝庙）寓所，长期成为维新派聚会商议变法大计的场所，几乎成为维新派的会议室。维新派人士尊称容为 “纯老”、“纯公”、“纯斋”，他们的许多重要建议、奏折和应对策略，都是在此讨论产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统筹全局”的奏折中，估算概行新政大致需要“五六万万”之款，因此建议派容闳赴美筹款，并多次对其人品备加称赞，推荐他担任外事联络（如向外国借款、办理外交等）职务。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容闳参与维新派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注意。1898年5月中旬，坚决反对维新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上折弹劾维新派官员张荫桓说：“又闻张荫桓与其同乡人道员梁诚、容闳等，与洋人时相往还，行踪诡密。”此言虽未明说，却又明确含有与洋人勾结、卖国、汉奸之意，近代以来，这是中国政坛攻击政敌最厉害、最有效的武器。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正式颁发“明定国是”诏书，维新变法正式开始。制度变革必然严重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因此新旧两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9月中旬，双方已经水火不容，最后刀枪相见。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并无实权，而实权掌握在坚决反对维新的慈禧手中，尤其是军权，完全被她掌控。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维新派只能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由谭嗣同在9月18日深夜只身前往手握一支新军的袁世凯寓所，劝说袁支持维新、武装保护光绪皇帝。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维新派约定在容闳寓所会面，等候谭的消息。当晚，梁启超先来，稍后康有为也来此，他们与容一同紧张等待谭嗣同到来。谭嗣同带来的消息并不乐观，他们对未来忧心忡忡。随后两天，又传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但袁不表支持的消息。维新派一派愁云惨雾，在一筹莫展之际，天真的容闳主动提出自己可以出面一试，请美国驻华公使朝廷外交干预，看能否挽救维新败局。但康有为等认为，美国在中国没有驻军，没有军事压力，仅凭外交手段根本不能使慈禧就范，谢绝了容的好意。9月21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维新失败。光绪皇帝被囚，清政府下令通缉康、梁，杀害“六君子”，严厉处罚参加变法之官员。在清廷四处捕人、风声危急之时，容闳首先想到的是康、梁等人的安危，设法帮他们出逃。他曾请求美国公使营救康有为，写信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他设法营救梁启超。

容闳是维新的核心人物之一，自然也被清廷“撤差”和通缉。这时的京城已是缇骑四出，官府疯狂抓捕维新党人，一片恐怖。容闳冒险潜逃出京，跑到上海，在租界躲避清政府追捕。

概括起来，容闳从积极参加洋务运动到积极支持维新运动，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容闳最早从美国回国时，就想以引进大机器生产、派留学生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使中国富强。只是由于当时连引进大机器生产、派留学生都阻力重重、十分困难，政治体制改革更无人敢行。所以，当时他能做的对中国最有益处的就是积极参加洋务运动，把各种新事务引入中国。二，当洋务运动进行了三十年后，即容闳参与洋务运动三十年，洋务运动的弊病越来越明显，其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人们意识到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救中国，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的出现，就是这种认识、力量的代表。当这种力量出现后，早就持此观点的容闳自然参与其中。三，容闳早期的洋务活动使他与洋务派官员有相当程度的私人交往，但留学生被遣返、尤其是后来办银行、修筑铁路被盛宣怀、张之洞等洋务官僚破坏，使他对洋务派更加失望。对洋务派的失望愈深，对维新派的态度自然愈积极、坚定。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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