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莫干山会

2009-08-28

柳红

浙江德清县的莫干山，是为纪念春秋时期夫妻铸剑匠师莫邪和干将而取名，素有清凉世界之称。古往今来，引无数风流人物聚会。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界有两次莫干山会，一次是赫赫有名的1984年“第一届中青年经济学家会议”；另一次，则是鲜为人知的1982年“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

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是由中国价格学会名义主办，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薛暮桥、国家物价总局局长刘卓甫、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廖季立主持的。海外来宾是一行7人的考察团，有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曾任波兰政府经济(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的布鲁斯；西德《东方经济报告》编辑，曾任波兰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 (1953-1968年)的斯特鲁明斯基（JuliusStruminsky）；西德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曾协助前捷克副总理奥塔·锡克(1962-1968年)进行经济改革的考斯塔（JiriKosta）；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格兰尼克(DavidGranick)；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学院教授，曾在匈牙利外贸部工作的肯德（PeterKende）以及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局经济专家林重庚及伍德。1981年3-4月奥塔·锡克应邀在北京、上海、苏州三个城市做了七场学术报告，参加座谈会，介绍捷克价格改革，在中国掀起了研究改革理论和实际措施的热潮。还有一个直接结果是建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计划价格是计划经济的支柱，建立一个专门的价格研究机构，足以显示国务院领导的改革决心。受此鼓舞，邀请锡克来访的刘国光向林重庚提议请世界银行出面，再邀请一些既懂改革理论又有实际经验的东欧经济学家来华。林重庚在中国经济改革早期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他在中国和世界经济学界之间，起到了穿针引线、搭建桥梁的作用。

而此时，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印发了一份内部材料，整理出一些人的言论，分四类：第一类坚持计划经济；第二类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并列，第三类主张对宏观和微观经济分别实行计划和市场调节，第四类主张商品经济。邓力群等列名第一类；薛暮桥、廖季立、林子力（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兼理论组组长）等为第四类。虽说走出了拨乱反正时期，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然而较之“拨乱世，反诸正”更为艰巨的，其实是拨思想之乱，反思想之正。维护计划体制的势力和主张市场取向的思想第一次被端出来，正面对峙。1982年4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又印发了“奥塔·锡克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改革理论”，锡克被指“反社会主义分子”。于是，拟议中请外国专家来华不宜再大张旗鼓，但又不好取消，只得降低接待规格。

1982年5月4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以下简称“国家体改委”），其职能之一是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也就是在成立当天，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体改委受命组织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开始了。薛暮桥作动员，谈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条条和块块的关系。已经被贴了标签的薛暮桥，在这样的场合必须表态，是赞成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他后来说：“一方面，我在思想上倾向前一种提法，另一方面我有义务在公开场合遵守中央文件规定。”这样的无奈缠绕他一生。这场讨论延续了四个月，有300多位参加者，分成8个组，大小会开了70次之多。1982年9月是中共十二大召开的时间，此前，便是各种思想势力角逐，以期影响和主导大政方针的时刻。8月，胡乔木批发了参加起草十二大报告的王忍之、袁木等五位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提出：“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9月6日，刘国光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他写道：“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而十二大政治报告还是坚持 “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的原则，在市场的方向上没有进展。刘国光也因为他的主张，受到有组织的批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会上做检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原先打算由计委主办的莫干山会议改以价格学会主办，淡化官方色彩，并且交流活动的消息和内容，一律不见报，不公开发表。外国人也看出中国的气候变了，开始议论中国可能要改变方向走回头路了。

莫干山会议从7月11日开到16日。外国专家们的发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比如：对苏联、东欧最近经济体制发展情况的评述(布鲁斯)；计划与市场——在不用指令性计划指标的情况下对经济的控制(肯德)；东欧国家工业企业的决策权(格兰尼克)；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格形成问题(伍德)；苏联和匈牙利决定价格的经验(斯特鲁明斯基)；苏联和东欧在工资、奖励和收入分配上的经验(考斯塔)；国际上对中国体制改革问题的看法(林重庚)。林重庚的独特视角引起了会议组织者的注意。他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同苏东国家十分相似，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非常大。中国的经济信息系统比苏东国家薄弱得多，不知道计划是怎么做出来的，国外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不能算是“计划经济”。

谈及改革可能产生的负作用，布鲁斯说，世上并不存在一个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本来预期要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可能得不到解决，还会带来新的问题，可能产生同目标不一致的负作用。专家们强烈建议中国采用“一揽子”改革方案。然而，从莫干山上下来，他们去上海、杭州、重庆考察一圈回到北京后，对中国的观察和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看到中国这么穷，各地差距这么大，不能一揽子改革，要有总体规划，有明确的改革目标，一步一步进行，先改必须改又能够改的领域，逐步扩大改革范围。

10份简报记录了每一场发言的要点，以及讨论的专题，严肃有余。生动的面貌只在薛暮桥回忆录中留下痕迹：“莫干山，有翠竹千顷，景色宜人，剑池飞瀑最为幽胜。我早起散步游剑池，曾赋诗抒情：幽谷飞瀑涤俗尘，林泉深处养劳神。文山会海无已付，不如偷闲理经纶。又：改革开放疑难多，中外贤哲共琢磨。莫道胸怀千顷竹。老马岂能尽识途。”

1982年8月10日，薛暮桥、刘卓甫、廖季立向薄一波（国务委员，1908-2007）、杜星垣（国务院秘书长，1914-）和赵紫阳报送了《关于布鲁斯为首的经济体制考察团来访情况的报告》。此时，苏东国家的改革动向是，由中央集权向分级分权发展；由国营经济，到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方式；由计划控制，到重视市场机制；由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转向结合经济手段。双方的交流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些问题：所有制和经营方式、计划和市场、价格、劳动、工资和奖金等。此外，他们对我国经济改革提出了看法和建议，并约定，两个月后，10月下旬，向中方提出一份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内部咨询报告。8月15日薄一波批示：“问题提得突出，反映了我国实际情况，充分介绍了苏联、东欧国家体改经验，可资对照研究。问题就在于更进一步总结我国体制改革的经验，并能提出较佳方案。此件我还想再看看。阅后退我。”25日，万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批示：“很有参考价值”。

我没有看到两个月后考察团的咨询报告。也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文献，包括当事人的记录。想必，它没有发生足够的影响。

1982年9月16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等部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决定对三类工业品中的160种小商品实行市场调节，由企业定价、随行就市。从此，小商品价格逐步放开。而进入1983年，商品经济论就被当作“精神污染”欲清除之。就是这样，务虚和务实，时而并行、时而走岔、时而逆行。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时，林重庚回顾说：“即便是后话，也很难评价与这些苏东改革经济学家的交流对中国领导人及经济工作者们的影响有多大，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更难以估量。”他认为在三个方面意义深远：首先，他们引进了使用现代经济学来分析斯大林体制弊病的方法；其次，无论是布鲁斯的“有管理的市场模式”，还是锡克的“新经济模式”，都有重大瑕疵；再次，中国需要找到自己的改革出路。无疑，莫干山会在思想上和所涉及的面，是广泛而深刻的。然而它的影响有限，只上报给几位领导，不仅后代所知甚少，同代也所知不多。它本可以开得更精彩，影响更大，但是不得不压着嗓子说话。尽管如此，决不意味着它的历史意义可以被忽略。因为历史的际遇，很多有价值的人物事件常常是被遮蔽的。因此，书写历史的人，需要拨开迷雾，不仅记录那些轰轰烈烈的，也记录那些默默无闻的，不仅记录那些被重视的，也记录那些被忽略的。

回看浩繁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资料，抠字眼、抠概念，后人会觉得多么乏味、无聊和不解。那些1+1=2的常识，何至于耗费中国人这么多的才智和能量。然而，惟其如此，才凸显了旧体制的禁锢、思想解放的不易和改革探索者的光辉。

柳红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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