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革命（上）

2009-09-02

雷颐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严酷镇压维新人士，作为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容闳自然被通缉，仓惶逃往上海。但风声日紧，容闳在上海租界并不安全，便又从上海潜往香港。

虽然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但光绪皇帝比她年轻得多，今后很可能仍会重新掌权。所以，光绪皇帝的存在始终是慈禧的心头之患，便想将光绪废掉，另立新帝。消息传出，国人哗然。

1900年1月下旬，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在沪各省绅商等一千多人，发出反对废光绪另立新帝的通电，慈禧震怒，清政府立即通缉经元善。经元善只得逃到澳门，但澳门葡萄牙当局在清政府的授意下，将经拘押。容闳闻讯后，立即写信给香港总督，请其设法营救经元善。在香港总督卜力的斡旋下，澳门当局释放了经，容闳将其接到香港。对容闳在危难时刻大力相助，经元善感激不尽。

想在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开始活跃起来。在这种大背景下，容闳开始与革命党人接触。在第一批出国幼童中，有一位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他回国参加过1884年的中法海战，曾立功受奖，后退伍到香港经商。在香港期间，他与孙中山相识，并参加了兴中会。1900年3月下旬，容闳来到新加坡，与康有为、新加坡富商邱菽园及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会面，商讨维新派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武装起事，营救光绪帝。容闳当时曾试探英国是否支持维新派人士的武装起义，并希望刚刚认识的美国人荷马·李（HomerLea）能召集500名美国志愿兵，同时联络菲律宾义军参战。这年三四月间，经容星桥的介绍，容闳与革命党人多次接触，并向革命党人打听孙中山的情况。开始同情革命党。

此时，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形成，义和团在华北地区发展迅猛。义和团运动于18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 “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其爱国性与落后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而“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 “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慈禧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因为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1900年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

面对给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也给清王朝和一些官僚带来巨大灾难的混乱，已经返回上海的容闳心急如焚。他致电张之洞，希望张之洞在江南另立新政府，捧出光绪皇帝，在中国维新图强。他在电报中建议张之洞：“联合长江各省，召集国中贤俊，设立类似国会之保国会，成中国独立政府，与八国议善后事宜；太后、皇上出奔，北京实无政府可言也。”对此建议，张之洞置之不理。东南地区的官员们，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开始“东南互保”，即东南地区保证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外国不侵入这些地方。容闳认为，这一主张虽与他的方案非常不同，但却是受他提议的启发而来。

这期间，容闳一方面支持张之洞的“东南互保”计划，一方面积极参加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策划 “自立军”起义之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太后、皇上逃离京城，举国纷乱无主。维新派认为大变革的时机已到，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会议，邀请维新派人士和少数革命党人与会。到会的有全国士绅、文化界和工商界人士，还有社会名流。大会一致推举容闳为临时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自认总干事。7月26日会议在上海愚园之南新厅召开，大会正式定名为“中国国会”，在不记名选举中，容闳得票最多，当选为正会长。严复得票第二，当选为副会长。容闳用英文起草了中国国会宣言，由严复译成中文。几次会议，定下了几条宗旨：第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第二，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即指慈禧太后掌控的清廷；第三，“请光绪皇帝复辟”；第四，联络外交；第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使中国“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

虽然容闳在维新运动初期曾与张之洞打过一番交道，对其印象不佳，但由于张之洞大办洋务，被视为清王朝位高权重者最为“开明”的封疆大吏，所以此时容闳仍对张之洞报有希望，对张大表支持，寄希望于张之洞支持自立军起义、接受自立军的拥戴，宣布两湖起义。但是，在此局势不明的微妙时刻，深知宦海险恶的张之洞却静观事变，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支持。最后，张之洞判定慈禧仍将执掌大权，为向慈禧表示自己的忠心，于是疯狂捕杀自立军，追捕国会领袖。8月9日，唐才常一行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准备在武汉发动自立军起义，其中有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临行前唐才常曾会见容闳，商谈自立军起义事。8月21日，张之洞逮捕了自立军机关30余人，次日即将唐才常等20余人杀害，容星桥装扮成轮船苦力，才逃回上海。自立军起义宣告失败，容闳也被清政府通缉。此时，容闳实际已从改革走向了革命的边缘。

张之洞前后态度的变化，反映出一个久经官场的官僚的精明狡诈与冷酷无情。他当然知道支持“自立军”起义的巨大风险，但当时慈禧太后率当朝文武仓惶出逃，此时的中国确实处于“无政府”状态，无人能预料到中国下一步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对拥戴光绪、主张维新的“自立军”，老谋深算的张之洞自然不会轻表反对，所以开始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然而，一旦确信“大清”王朝仍不会倒塌、而且慈禧仍掌大权时，张之洞对“自立军”便毫不手软，血腥镇压，如此才能表示自己对慈禧、对大清王朝的忠诚。由于曾与维新派有过不浅来往、甚至曾经称赞容闳“才识博通、忠悃诚笃”，所以张之洞在《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匪首片》开列的“匪首”名单中，容闳的大名赫然在列，以此来“洗清”自己的“立场不坚定”之嫌。在这种风口浪尖上，张之洞明白自己的险境，稍有差错，不仅丢官，很可能会掉脑袋。张之洞对“自立军”和容闳的态度，典型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场文化”。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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